直面現實關注分配問題

分配問題，是鄧小平晚年思考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他談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從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見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和《鄧小平年譜（1975—1997）》的，在不同場合發表的談話中，他談及和著重談及分配問題的就達六次之多。他直面現實而不諱言兩極分化的出現，尖銳指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並富有預見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將會成為一個很大很重要的問題。他在晚年對分配問題情係群眾，縈縈於懷，見解深刻，期望殷切，是值得我們認真對待並加以切實解決的。

還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非常重視要正確處理公平和效率、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他曾經設想在這場社會變革中有可能導致的逆向發展的種種情況，諸如，他説：“社會主義與資産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又説：“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⑧等等。但是，當現實生活中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作為無産階級革命家是決不應回避問題，更不會文過飾非，而是敢於直面現實，揭露和解決矛盾。這是對我們的事業有信心的表現，鄧小平在這方面為我們樹立了堅持實事求是的榜樣。他在晚年關於分配問題的六次談話中，都尖銳地提出了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出現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問題。特別是1993年9月他在關於分配問題見於記載的最後一次談話中，非常坦誠而語重心長地指出：“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他還説：“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⑨。這個憂慮，他在多個場合講過。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始終要求堅持社會主義的兩個根本原則，這就是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他提出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其目的也是為了讓先富的人和先富的地區能夠幫助後富的人和地區，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他曾設想到了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應該把共同富裕的問題提上日程。但後來的發展並非像原來設想的那樣，人與人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差距不是縮小了，反而是擴大了。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他説：“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10}。他還説：“中國情況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來了，還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億多人仍處於貧困之中，也不會有穩定。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只有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才能穩定，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的一個含義就是共同富裕”{11}。

鄧小平在談到分配的問題時，總是同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的本質聯絡在一起。他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就把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本質的重要內容提了出來。他説：“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産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12}。1992年12月，他在上海休息期間，看到《參考消息》的兩篇外電報道：《馬克思主義新挑戰更加令人生畏》和《中國將成為最大的經濟國》，其中一篇文章提到：“西方實行自由市場的自由派所面臨的挑戰將不僅僅是顯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效率高，而且還要顯示資本主義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當時正是蘇東劇變發生不久，在西方一些學者看來，資本主義社會如果不能解決在財富分配上的公平合理問題，總有一天主張公平合理分配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還會重新高漲起來。這則報道，引發了充滿憂患意識的鄧小平的深深思考，如果説以私人佔有生産資料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決定了它們不可能解決公平合理的問題，那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解決好社會成員收入的公平分配，就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為此，他專門和身邊工作人員談到：“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後，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説，要考慮落後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13}。他特意要求工作人員把這段話記錄下來，並送給中央領導同志參閱，由此可見他對分配問題是何等重視。

由上可知，鄧小平在指出兩極分化這一現象出現的同時，就明確指出它的出現如果不加以有效制止必將會導致的嚴重後果。特別是他在1990年7月視察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場館時就尖銳指出：“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説，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説兩極分化。中國有十一億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億多人富裕，相應地有九億多人擺脫不了貧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億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國只能搞社會主義，不能搞兩極分化”{14}。這是他從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角度指明了兩極分化的嚴重後果，這個警示是十分深刻而具有現實意義的。

在鄧小平看來，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社會矛盾尖銳化，勢必首先衝擊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所必需的社會穩定局面。鄧小平根據國際和國內的歷史經驗，一再指出，穩定壓倒一切，沒有穩定，就沒有希望。只有穩定，才能有發展。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鄧小平所説的兩極分化會引發革命，是極而言之，也是根據歷史經驗指出的。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和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從社會根源上來説，都是由於出現了超過人民能夠忍受的貧富不均、社會不公這一經濟原因而引發的，所以歷史上歷次農民戰爭都有“均貧富”的主張。當然，近些年我們出現的兩極分化現象，是在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的情況下出現的，是屬於人民群眾還能忍受的範圍之內，但必須引起我們足夠的警惕和重視。

鄧小平還進而提出，我們的發展，“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這個令人振聾發聵的深刻思想，實際上是同他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的必須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的兩個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相一致的，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揭示同一個命題。在他看來，在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證。而公有製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是因為，所有制問題是涉及到判斷一個社會性質的標準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基礎是生産關係，而佔主體地位的生産關係決定社會的性質，人類歷史上正是按照這樣的標準，區分為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而社會主義社會也同樣是按照這樣的標準來確定和表明它的社會性質的。所以要堅持這樣的標準，是因為生産資料由誰佔有，決定著人們在生産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勞動産品中所佔不同份額，擴而大之，它決定人們在整個社會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和階級勢力。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確立，意味著社會主體部分的生産資料不再成為剝削和壓迫人的工具，而成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擁有，這就為社會成員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證，也為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如果這種佔有形式發生了質的變化，也就是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這就不能不使社會性質發生反向的變化。而分配作為生産關係的一個組成部分，共同富裕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重要內涵，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兩極分化而不加以有效制止的話，這種兩極分化勢必危及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關係，因為這種現象的發生，它不但表明公有制主體地位受到動搖甚至不再存在，而且它還會通過種種非法手段佔有公有制下人們的勞動成果，使公有制名存實亡。所以，鄧小平提出“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的重要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警示意義，是值得我們充分重視並加以認真解決的。

鄧小平正是基於對兩極分化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的深刻認識，強調指出：“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15}。短短數語，其重視與急切的心情可以想見。他自己就提出要始終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一定時候就要把共同富裕的問題提上日程，要調節分配、要做好調節稅的工作，等等。他在這時特別提出要善於“回頭總結經驗，勇於改正缺點”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對於我們尋找解決這一難題有重要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