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蘇聯東歐問題》1987年第5期，作者：邱桂榮，原題：《捷共中央總書記、共和國總統——古·胡薩克》

1987年11月，捷共中央總書記，共和國總統古斯塔夫·胡薩克將對我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他的訪問必將對中捷兩黨、兩國友好關係的進一步發展産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斯洛伐克民族起義主要領導人

1913生1月10日，胡薩克出生在布拉迪斯拉發市近郊一個斯洛伐克族的工人家庭裏。1929年，年僅16歲的胡薩克參加了共産主義青年聯盟，投身於青年運動的洪流中，後來成為斯洛伐克青年反法西斯聯盟的創始人之一。1933年，胡薩克考取了布拉迪斯拉發考門斯基大學法律系，並於同年加入了捷共。他一邊學習，一邊在青年和進步刊物中進行黨的工作，經常動手為黨刊撰寫文章。大學畢業後，胡薩克先後擔任了斯洛伐克大學生協會副主席和捷蘇經濟與文化聯絡協會秘書。

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國法西斯佔領時期，胡薩克積極參加斯洛伐克共産黨的地下活動，出版發行黨的刊物，在勞動群眾中建立秘密抵抗小組。為此，他經常遭到追捕，多次坐牢。1943年夏天，為了恢復被破壞的黨的組織機構，胡薩克與什密特卡和諾沃麥斯基一起建立了斯洛伐克共産黨第五屆地下中央委員會。同年12月，胡薩克又根據斯共中央的決定，著手籌建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以便聯合起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該委員會成立後，立即提出了用武裝起義推翻法西斯政治制度、恢復捷克斯洛伐克作為一個統一的、人民的、真正的民主國家的戰鬥綱領。胡薩克是制訂這一綱領的倡導者和主要執筆人之一。在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行動綱領的指導下，1944年8月29日，斯洛伐克地區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對希特勒法西斯統治的民族起義。胡薩克作為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和副主席參加並領導了這次起義。該地區的愛國者與捷克和蘇聯的遊擊隊員，以及歐洲許多其它國家反法西斯鬥爭的參加者並肩作戰，粉碎了希特勒納粹分子把斯洛伐克變成他們反動堡壘的企圖，由此加速了法西斯德國的徹底崩潰。這次起義就其規模來講是歐洲抵抗運動史上最大的起義之一，它同1945年5月捷克人民的起義一樣是民族解放鬥爭的最高峰，也是捷克斯洛伐克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對於胡薩克本人來講，這次起義同樣也是他個人歷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起義結束後，胡薩克旋即當選為斯共中央副主席，幾個月後又升任主席。1945年1月，胡薩克到莫斯科向以哥特瓦爾德為首的捷共在國外的領導人報告了國內情況和民族解放鬥爭的進程，並共同討論了有關捷克斯洛伐克未來的國家體制和共産黨的活動等問題。同年3月，胡薩克又率領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代表團參加討論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個聯合政府綱領。1946年8月，胡薩克出任斯洛伐克行政委員會主席，成為該地區戰後第一任領導人。1948年捷共和斯共在組織上正式合併。胡薩克在1949年5月召開的捷共九大上當選為捷共中央委員。

在蒙冤的日子裏

—經過近二十年同國內外敵人浴血奮戰之後，當胡薩克同人民一起分享勝利的歡樂、懂憬美好的未來時，一場厄運卻降臨到他的頭上。1948年6月以後。共産國際同南斯拉伕的衝突日趨尖銳化，東歐一些國家的執政者在蘇聯的重壓下，紛紛清除自己隊伍中的“鐵托分子”。捷克斯洛伐克自然也不例外。1949年10月，捷克外長兼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克列曼蒂斯（斯洛伐克族）因犯有“資産階級民族主義錯誤”受到審查，並於1952年連同其他九人被處決。由於這個案子涉及到了一批斯洛伐克籍的知識分子，所以1950年便在斯洛伐克發生了所謂的“資産階級民族主義案件”。胡薩克因為在歷史上同克列曼蒂斯一樣都曾對1939年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持不同看法，以及一直主張捷克斯洛伐克實行聯邦制等問題，也被指控為資産階級民族主者義，其罪狀是對抗黨中央，陰謀分裂黨、分裂共和國。

案件發生後，胡薩克被解除了黨內外最高職務，降任斯共中央農業部長，聽候審查和接受批判。後來逐步升級，1951年2月胡薩克被逮捕，同時被開除黨籍。1954年4月此案審理結束時，胡薩克被作為資産階級民族主義集團的主犯被判處無期徒刑。在服刑期間，他又多次上書，要求當局對他的案件重新進行審理，以正視聽。但他的申訴如同石沉大海，回答他的只是年復一年的鐵窗生活……1960年5月，胡薩克終因大赦而獲釋放。出獄後，他被安置在布拉迪斯拉發市建築公司當工人。在胡薩克蒙冤受審期間，斯洛伐克的黨員和群眾多次要求中央為他平反昭雪。1962年捷共十二大上，斯洛伐克的代表力主成立專案小組，以調查當年審訊經過，然後向代表大會報告審訊是否合法。這個提案最後被大會通過。根據核查的結果，1963年4片正式宣佈對胡薩克的審判是非法的，並於同年12月在法律上為他恢復了名譽，同時恢復了黨籍。隨後調換了胡薩克的工作，安排他到斯洛伐克科學院國家和法律研究聽從事研究1工作。在這裡，胡薩克于1964年完成了《斯洛伐克民族起義見證》一書。該書在追述當年起義的同時，授引了大量材料對審訊時強加給他的罪名（當時還曾指責他根本沒有參加這次起義）進行了反駁。這本書出版後立即在國內外引起很大的反響，被譯成多種文字。1966年，他又通過論文答辯，獲得了法學副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