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新華網，作者：佚名，原題：《時代糾結中的日夫科夫》 

觀察中東歐國家的社會轉型有許多角度，除了諸如政治制度、經濟體制和對外政策等主導方面之外，還有一個比較獨特的角度，那就是對原東歐國家最後一撥兒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評價。從劇變之前的天堂跌落到劇變之後的地獄，這些領導人刻骨銘心地體味到了人間的冷暖和世態炎涼。

兩個時代的糾結

幾乎所有中東歐國家都將二戰之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視為它們原本屬於西歐的歷史的中斷，被迫與蘇聯模式和蘇聯捆綁在一起，成為東歐。與此相適應，這些國家又將劇變之後的社會轉軌視為拋棄這種模式和這種控制，重續與西歐的“前緣”或“回歸西歐”，加入北約和歐盟就是突出的表現。因此，劇變前後的兩個時代就明顯帶有不兼容的特點。這樣一來，在社會發生劇烈變動的大潮中，原東歐國家的末代領導人深深地捲入泛著情感泡沫的政治漩渦之中，他們幾乎都成了悲劇性的主角或主角之一。不僅如此，在社會轉軌的最初年代，他們還要背負著終結在他們手中的那個時代的十字架，有聲或無聲地承受著一個由情感主導的時代對一個權力主導的時代的報復。

在他們當中，最慘的當屬羅馬尼亞前領導人齊奧塞斯庫，在兩個時代剛一交鋒就被處死了。當然，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更多的領導人是在隨後的日子裏被逮捕、審判，如保加利亞的日夫科夫，東德的昂納克，阿爾巴尼亞的阿利雅，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等人。匈牙利的卡達爾1989年5月被免職，7月就去世了，2007年5月，他的墓被毀，其根本緣由還是對他所承載的那個時代的痛恨。由於國情不同，社會對他們人生或人格的評價也有所區別，但總的説來是讚美變成了詛咒，聖人變成了庸人甚至惡人。受到指責和審判的原東歐領導人的“罪行”也都驚人地相似：濫用權力，破壞法制，貪污腐敗。公正而論，由於長時間處於權力金字塔的頂端，他們不可能與這些弊端毫無干係。只要掉進五彩顏料的體制之缸中，有誰能倖免著色呢？但在這種現象的背後是這些國家歷史發展的兩個時代發生的碰撞與衝突，否定過去的時代是一種政治時尚。當然，東歐這些末代領導人都認為自己在劇變後的遭遇不公平，幾乎沒有“繳械投降”的，都利用各種場合和各種方式為自己辯護。不過，隨著轉軌進程的不斷加深，由政治情感主導的社會也逐步平和下來，民眾重新回歸理性。差不多在十年之後，他們又相繼從“庸人”變為“常人”，社會對他們的評價開始趨向客觀。

冰火兩重天

所以，在這些國家遊走時，我就特別關注與這些領導人有關的實物載體，努力從它們身上讀出東歐國家獨特的政治文化。在保加利亞，我要尋找的無疑就是日夫科夫。

生於1911年的托多爾·日夫科夫從1954年起就擔任保加利亞共産黨主要領導人（先稱第一書記，1981年後改稱總書記），1962年起任政府的主要領導人（先任部長會議主席，1971年後任國務委員會主席），直到1989年11月被解除這些職務。在他當政期間，保加利亞的社會發展和與蘇聯的關係均很順暢，沒有像東歐其他國家那樣發生動蕩和衝突。由於東歐劇變浪潮衝擊的是社會主義實踐和對蘇聯的依附關係，因此，日夫科夫幾十年來穩固不動的政治地位瞬間也被顛覆了。1989年11月，迫於黨內“改革派”的壓力，日夫科夫在保共中央全會上宣佈辭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職務。不久，他又被解除了保共中央委員的職務並被開除出黨。1990年1月，保加利亞最高檢察院指控日夫科夫“在執政期間製造了民族矛盾，獲得沒有法律根據的大量社會財富和濫用職權”，將他逮捕。1992年9月，日夫科夫被保加利亞最高法院判處七年監禁，罪名是“濫用職權為自己和他人謀取好處”。被軟禁四年之後，日夫科夫于1996年被“無罪釋放”。又過了兩年，他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