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民網，轉引自：《青年參考》，作者：章魯生，原題：《東德領導人昂納克下臺內幕：內部人偷偷整總書記的“黑材料”》

貴為一國之首，昂納克大概未曾料到，居然會有“內部人士”悄悄整他的“黑材料”。據稱，這些材料被鎖在一個紅色的人造革箱子裏，被保存在東德國家安全部總部大樓的保險櫃中。國家安全部長米爾克説，他整這些秘密材料是為了“自保”。

距柏林墻倒塌不到一個月，當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突然宣佈辭職時，對外宣稱的原因是“健康問題”。但後人從他的繼任者克倫茨的回憶錄中發現，他其實是被黨內同志趕下了臺。

而最近，德國《星期日圖片報》刊文爆出新料稱，1989年10月，就在昂納克宣佈辭職的前一天，在政治局會議上，東德國家安全部（“斯塔西”）部長埃裏希·米爾克威脅説，若昂納克不下臺，他就抖出自己蒐集的“黑材料”，讓這位總書記聲名掃地。

一批關於昂納克在二戰時期經歷的秘密檔案已于近日開放。這批檔案共25頁，正是埃裏希·米爾克于1971年下令彙編的，目的是“確保自己在政治鬥爭中佔據主動”。

這批檔案顯示，昂納克曾于1935年遭蓋世太保逮捕，遭受審訊期間，他未能像外界普遍相信的那樣嚴守秘密，很可能“出賣”了其他同志。不僅如此，他還托自己的父親向納粹求情，為此表示將“放棄共産主義信仰”。

地下工作引蓋世太保注意

這些與昂納克此前樹立起的形象有很大差異。在民主德國的官方出版物中，出生於1912年8月25日的昂納克有著良好的家庭背景與個人履歷。他的父親是德國薩爾州一名政治立場偏左的礦工，先是加入了德國社會民主黨，1919年德國共産黨成立後，又轉而加入共産黨。

那時，幾乎每天晚上都會有許多黨內同志前來討論問題至深夜，小昂納克被允許列席旁聽。雖然一個7歲大的男孩並不懂“階級”、“鬥爭”、“組織”等詞的涵義，但聚會的氣氛，還有父親經常提到的革命家的名字，無不使小昂納克著迷。隨著年紀日增，他也自然而然加入到共産黨組織的活動中，17歲時成為正式黨員。一年後，他又開始了首次莫斯科之旅。這次蘇聯之行頗有含金量，從此，昂納克被很多黨內同志視為未來領袖。

希特勒執政後，德國共産黨被迫轉入地下。1933年夏，西部城市埃森的黨組織遭到破壞，昂納克臨危受命，與當地抵抗組織重新建立了聯絡。他還在第二年初和當地的同志跑到一家百貨公司頂層的廁所裏，向窗外拋撒傳單，引來納粹衝鋒隊的搜捕，好在眾人運氣不錯，及時逃脫。不過僅過了一個月，即1934年2月15日，昂納克就被“請”到了警察局。原來，蓋世太保已開始懷疑他和當地的共産黨幹部接頭。

昂納克小心應對，對方一下子查不出個所以然來，只得放他走了。可是，昂納克前腳剛邁出警察局，蓋世太保就通過歷史檔案弄清了他的真實身份。無奈之下，昂納克只得逃往荷蘭暫避了一段時間。

自稱被捕後“堅貞不屈”

1935年春，德國共産主義青年聯盟中央委員會在昂納克缺席的情況下，委派此刻身在法國的他接替柏林地區小組領導人布魯諾·鮑姆，後者因為明顯的猶太血統，已經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這年8月，昂納克從巴黎輾轉回到柏林，結果在年底再度身陷囹圄。事實上，也正是這次被捕的經歷，給他幾十年後的命運埋下了重大伏筆。

在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自傳《我的經歷》中，昂納克描述了自己被捕的經過：

1935年12月3日，團中央的女交通員莎拉·福多羅娃從布拉格來。她交給我一張行李提取單，對像是德共和共青團的報紙和偽裝書。當晚，我到安哈爾特火車站行李寄存處提取這些材料，接過箱子時，發現有人盯梢。我坐上出租車，終於在柏林動物園車站擺脫了跟蹤，可是第二天，我在離開威丁區布魯塞爾大街的住處時還是被捕了。

幾乎與此同時，布魯諾·鮑姆、莎拉·福多羅娃等6名共産黨員也一同入獄。

昂納克立刻被帶到蓋世太保總部接受審訊。他在自傳中寫道：

無論是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還是持續一年半的、沒完沒了的審訊，都不能使我放棄共産主義信仰……敵人雖然用盡了種種陰謀手段……也沒有弄清楚我們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