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民網，轉引自：《北京日報》，作者：陸南泉，原題：《從停滯走近衰亡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時期在蘇聯史上的定位》

勃列日涅夫時期改革停滯不前，從1971年起不準用“改革”一詞，只準用“完善”一詞，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

勃列日涅夫是蘇聯歷史上一位重要政治人物。自1991年底蘇聯發生劇變以來，我國學術界對勃列日涅夫時期與蘇聯興亡關係的研究，遠不如像研究斯大林、赫魯曉夫與戈爾巴喬夫時期那麼重視和深入。事實上，勃列日涅夫時期是蘇聯興亡史中的一個重要轉折期，應重視對其進行深入研究。

●勃列日涅夫時期為何在蘇聯史研究中被忽略了？

長期以來，勃列日涅夫時期給人們的表像是穩定，有的論者認為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改革是蘇聯歷史上最為穩妥的改革。但是，持這樣觀點的人沒有看到，這種穩定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相當一個時期裏是意味著停滯。勃列日涅夫提出“穩定”的口號，實際上是靜止不動。勃列日涅夫給人以穩定的表象，也由於他執政期間在蘇聯國內並沒有發生歷史性的重大事件有關，這個時期不像斯大林時期那樣，重大事件一個接一個。

1991年底蘇聯劇變後，學界研究的重點自然放在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什麼亡了，要著力探索亡的深層原因，但勃列日涅夫時期給一些人卻是興盛的標誌，這主要指的是：從上世紀60年代下半期蘇聯經濟保持了較快的發展速度，到了70年代初蘇聯戰略核武器達到與美國持平的水平，蘇聯已成為一個能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所以，在有些人看來，勃列日涅夫執政年代是“蘇聯綜合國力最強大的鼎盛時期”，既然認為是“最強大的鼎盛時期”，那麼在研究蘇聯衰亡問題時就容易忽略這個時期。

●勃列日涅夫上臺初期做了些什麼？

赫魯曉夫下臺時，蘇聯社會經濟處於混亂狀態，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臺，不得不對其前任的一些重要政策進行調整與修改。首先決定重新恢復按地區生産特徵建立統一的黨組織與領導機關，取消赫魯曉夫時期以生産原則為基礎分別成立的工業黨組織與農業黨組織；其次是強調恢復集體領導原則，形成由他（蘇共總書記），波德戈爾納（最高蘇維埃主席）與柯西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三駕馬車；三是改變黨的作風與強調民主法制，批判唯意志論；四是取消地區管理原則，恢復部門管理原則；五是繼續進行赫魯曉夫後期醞釀的經濟改革試驗。

經過一番政策調整後，1965年召開的蘇共中央九月全會通過決議，先後出臺了一系列改革經濟體制的文件，決定在蘇聯推行新經濟體制。實行這一體制的三項原則是：一是擴大企業自主權，以利於提高企業的主動性與積極性；二是管理經濟由行政方法與經濟方法相結合，逐步以經濟方法為主，加強經濟杠桿的作用；三是貫徹國家、企業與個人三者利益結合的原則。應該説，對於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在改革初期實行以上三項改革原則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

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期間，蘇聯經濟情況較好，這一時期，勃列日涅夫對改革持積極態度，力圖通過改革扭轉經濟下滑趨勢。也是在這一時期，勃列日涅夫站穩了腳跟。

但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保守、僵化與停止改革趨勢日益明顯，後來實際上取消了改革。其原因如下：

其一，改革是在蘇聯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大背景下進行的。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宣佈，蘇聯已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所謂發達社會主義，其基本含義為：一是蘇聯已是一種新的社會，即社會主義到了成熟的階段；二是全部社會關係的改造處於即將完成的階段；三是已具備了向共産主義過渡的條件。在這樣大背景下得出的結論是，蘇聯所需要的是發達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不需要進行大的改革，更不用説根本性改革。

其二，改革一開始就是強調在不影響集中統一計劃原則下進行的。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召開的蘇共二十六大上強調説：“黨一向把計劃看成法律。這不僅僅是因為計劃是由最高蘇維埃批准的。計劃之所以就是法律，是因為只有遵循計劃才能保證國民經濟協調工作。”

其三，改革引起權力之爭與利益調整，從而使不少改革措施難以實施。從蘇聯最高領導層來説，害怕進行根本性改革，害怕失去對全國經濟、財政大權的控制。從各級管理機關與企業關係來看，自改革開始後，圍繞權力與利益的鬥爭從未停止過。

其四，行政官僚機構對改革的阻礙作用。在高度集權的體制下，行政官僚機構一直處於特權地位，這些機構的人員總是以有權“不予批准”而自傲。到勃列日涅夫時期，這些官僚機構不僅龐大，而且根深蒂固，盤根錯節，成為改革的重要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