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黨史文苑》2005年第14期，作者：薛磊，原題：《抗日戰爭時期的中美關係》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解放鬥爭史上的一個轉折時期。它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歷史進程的步伐，使中國自明中葉起300多年走下坡路的歷史面臨振興的轉折機遇。中國的國際地位在這場戰爭中獲得大幅度提高，由一個不斷遭受外國欺淩並被不平等條約束縛的弱國躍升為對世界安全負有重大責任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本文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為契機，著重分析抗日戰爭時期的中美關係，力圖勾劃出抗戰時期中美關係的主要方面和基本走向，對於現今正確認識和處理中美關係提供歷史借鑒與啟迪。

一、抗戰時期中國對美國的政策

從某種意義上説，抗戰時期是中共初次登上外交舞臺的時期，也是中共外交政策形成的時期。這一時期，中共對外政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與建立統一戰線這個總政策相關。抗戰初期，在中共的國際反日統一戰線的總構想中，蘇聯一直佔據最重要的地位。因為蘇聯是當時給予中國巨大援助的惟一國家。中共接受蘇聯和共産國際的新策略，將英美作為日本的“戰略同盟軍”加以抨擊。有研究者指出，這是一次策略失誤。它削弱了中共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①但隨著國際反法西斯戰爭情況的發展變化，中共對美英等國的認識儘管有所反復，但在總體上已經意識到，意識形態的差異並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礙。1940年7月以後，隨著美國援華制日的立場漸趨明朗，中共對美政策也日益明確，提出應當注意英美與德意的區別，不應反對利用英美的外交。1940年冬，在國民黨準備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並散佈和談空氣時，中共駐重慶代表多次與美國駐華使館聯絡，希望美國協助制止國民黨的反共投降活動，這是中共第一次主動採取的爭取美國以牽制國民黨的活動。②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共對美政策出現了十分積極的變化。中共努力爭取美國輿論的同情，並多次表示願意與美軍合作。美軍觀察組派赴延安，打破了國民黨對中共的長期封鎖，改善了中共的外交處境，它是中共外交工作正式開始的標誌。③中美兩國結成了戰略同盟關係後，1944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確認發展與美國的關係是中央當前外交工作的中心。中共明確提出在抗日和民主兩方面與美國進行合作。但是，由於蔣介石的反對和太平洋戰爭形勢的變化，中共與美國抗日軍事合作的構想未能實現。中共提出的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也未能獲得美國的實質性支持。中共發現，扶蔣是美國的基本政策。到戰爭結束時，中共與美國的關係顯然已經開始惡化。

隨著蘇軍參加對日作戰時期的臨近，中共再次調整對外政策，“七大”便是這一調整的轉捩點。中共放棄了一度奉行的積極的對美政策，將外交重心轉移到聯合蘇聯，準備利用配合蘇軍作戰，為戰後解決國內問題創造有利的外部條件，並以此制約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在中共與美國之間是否存在過“失去的機會”呢？有學者指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四年中，這種機會一直存在著。問題是美國政府從未意識到它需要利用這種“機會”。其原因有二：一是它沒有充分地了解和認識中國革命的必然性和中共的力量；二是它已和國民黨政權結成了過於緊密的關係，一個對美國敞開大門的中國已成為美國所構想的戰後世界體系的組成部分，中共所提出的在平等的基礎上發展合作關係的任何建議便難以被美國領導人所接受。④

抗戰前期，中國外交的中心是爭取外援。一些研究者認為，這一時期的國民政府採取的爭取友邦、孤立敵國的外交是基本成功的。⑤中國推動美國修改中立法，限制對日貿易，並給予中國財政援助，使美國外交走上了中國所期望的道路。

二、抗戰時期美國對中國的政策

抗戰時期，中國是弱國，美國是強國。毫無疑問，在中美關係問題上，美國居於主導地位。

1.隔岸觀火，綏靖日本

日本全面侵華之後，西方大國無動於衷。1938年7月16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聲明説：“我們一貫主張和平。我們主張在本國和國際上的自我克制。我們主張所有國家在推行政策時都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⑥此類聲明標榜“中立”，貌似公允。實際上中國當時沒有遠洋商船，而日本則有相當強大的遠洋商船隊，完全可以自運軍火，同時租用其他國家船隻為日本運輸軍火也絕不會遭到中國的攻擊。所以這個聲明無疑是幫助日本封鎖和孤立中國。

然日本的進一步侵略擴張卻教育了美國的當權人士。1940年3月30日，日本一手扶植的大漢奸汪精衛糾集幾個民族敗類在南京成立了傀儡政權——“國民政府”，使美國感到中國有被日本獨佔之虞。五六月間，希特勒橫掃西歐，法國、荷蘭投降，英國退守英倫三島，它們已無力保衛東南亞的屬地，從而為日本南進大開方便之門。9月底，日本佔領了印度支那北部。這些變化對美國當權人士的思想産生了重要影響。這時羅斯福感到問題嚴重，便催促下屬迅速採取行動，並開始堅持要由白宮來控制對華政策。“從此，總統著手制訂一項嚴加管制的計劃，其目的不僅要加速對華援助，而且要把中國變成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對美國有益的盟國”。⑦

2.援華抗日，成為盟友

1941年1月，美國《租借法案》出臺，這樣，羅斯福在對外援助方面就擁有了廣泛的權力。駐重慶的美國總統特使勞克林·居裏向羅斯福提出了一個詳細的訪華報告，建議美國加強援助中國繼續抗日，促使蔣介石進行經濟和政治改革，防止內戰。居裏還説，這樣的“改革也將使中國成為美國戰後較有吸引力的夥伴”。⑧羅斯福雖然沒有明確表態，但此後的實踐證明，這就是戰時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框架，直到1944年秋天史迪威返美，赫爾利出任駐華大使為止。

根據美方統計，戰時美國對華貸款為6.9億美元，按《租借法》給予的軍事援助為8.257億美元，兩項總計為15.157億美元。美國的軍事援助主要用於陳納德指揮的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和史迪威主持的培訓和裝備30多個中國陸軍師。即為了聯合作戰，打擊日本侵略軍。

第14航空隊是由美國志願航空隊（即飛虎隊）發展而來的。從1942年12月18日起，美國志願航空隊開始對日作戰。在美國空軍人員對日作戰期間，有800多名美國青年為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第14航空隊的英勇戰鬥遲滯了日軍的進軍時間表。

中美人民的戰鬥情誼更體現在史迪威將軍的業績中。史迪威來華後任中美印戰區參謀長，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在緬甸的中、美、英司令官，對華租借物資統制人，滇緬路監督人，在華美國空軍指揮官，即身兼六職。⑨他認為，打敗日本的關鍵，一是組建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現代化軍隊，二是使中國擁有取得外援的通道。史迪威在華期間（1942年3月5日至１９４４1944年10月20日）有很多建樹：他利用美國軍械，裝備了30多個中國師，即駐紮雲南的中國遠征軍，在1944年5月至1945年春殲滅緬甸北部的日本侵略軍的戰鬥中，立下了不朽的戰功；主持修築了從印度的利多到緬甸的密之那的一條公路，把緬甸公路連接起來。此後，美援助物資源源不斷地運進中國。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兩國結成了戰略同盟關係。美國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從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了大量的援助。兩國並肩作戰，攜手對付共同的敵人——日本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