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賓虹這三個大字，宛若一座雄踞于中國山水畫史大師群峰的峻拔而險的大山，廣不可方而高不可極。它，那麼沉靜，那麼肅穆，那麼葳蕤，那麼蔥蘢。黃賓虹成為了一種博大而沉雄的文化象徵，一種悠遠而穴窈的歷史存在。它需要一代代的人去研討、去解讀。你會想起屈原的詩：“駟玉虬以乘兮，溘埃風余上徵。”（《離騷》）這是一種快意的長征和騰飛；你會想起王安石的文：“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遊褒禪山記》）這是一種艱辛的跋涉和攀登。它高大，但並不深拒固守；它修遠，但正是求索所在。鐫刻于大山的銘文，因歲月而剝蝕，那是二千五百年前的古籀：“志於道，據于德，依於仁，遊于藝。”

       記得40多年前，黃賓虹的畫，被一般人視為古調自愛、今人不彈的骨董。而我則私心景慕。更由於恩師李可染的推重，頗想蒐羅一些有關他的著述研究，然而市場上幾乎沒有。奇跡終於出現了,有一位傅雷先生的朋友，香港大公報的主筆陳凡先生從香港由二兄范臨給我寄來了一本他編撰的厚厚的《黃賓虹畫語錄》，那時我們還見不到一本如此豐贍而全面的讀本。後來，我終於有機會在國內見到了陳凡，他清癯而睿智，完全是一位藹然學者。我想像不到他年輕時竟是一位革命鬥士，富文采、擅詞章，寫得一手好字。從他那兒，我不但進一步認識了黃賓虹，也知道了中國文壇上兩位仰之彌高的大師黃賓虹和傅雷的深摯友情。陳凡先生看過傅雷先生所藏的所有黃賓虹的傑構，而傅雷似乎吝于對當代其他畫家的褒辭。黃、傅二人相互敬重，共視賞音，不唯二人的國學旗鼓相當，且狷介不群的性格也正相似，那是兩位寂寞的遠行者。在《黃賓虹年譜》（上海書畫社2006年版，以下書札皆出於此）中有著清楚的實錄，他們的往返信札，讀之令人對大學人的友情心嚮往之。

       黃賓虹幾乎批量地饋贈所作，而傅雷也決不見外地索求。那時，藝術家不會想到那是可貨于市的商品。“黃賓虹先生道席：承惠畫幅二批，均已拜收”，足見黃之慷慨。又“黃賓虹老先生道席：……倘有現成小冊頁（寄國外尤以小幅為便）亦懇撿出若干，敝處所存，近已分罄。”可見傅雷並不以厚藏為目標，不啻為代黃老分贈畫幅的中轉站，非高誼雲隆，何能致此。當今畫人與學者，尚有兩人可作如此之高士交乎？提出此詰問，不唯求諸人，更當責諸己，我希望能找到這樣忘懷得失的知音。黃賓虹的風範，足使人們澹泊寡營，成為我們精神的導師。

       今之激賞黃賓虹所謂“壬辰之變”的諸公，對先生89歲以後以白內障雙目失明後的作品的獎飾之詞，恐怕不會為傅雷所完全贊同。還是前面1954年4月29日同一封信，對黃賓虹寄來的“畫幅二批”，頗有微詞：“尊畫作風可稱老當益壯，兩屏條用筆剛健婀娜，如龍蛇飛舞，尤嘆觀止。唯小冊純用粗線，不見物象（著重號為引者所加）似近於歐西立體、野獸二派，不知吾公意想中又在追求何等境界。鄙見中外藝術巨匠，畢生均在精益求精，不甘自限（范評：言外之意，實此兩批作品之粗陋，不曾做到精益求精）。先生亦不在例外（范評：此正面之勖勉，實以為先生已屬‘例外’矣）。狂妄之見，不知高明以為然否？”先是對黃賓虹“純用粗線，不見物象”提出質疑，繼之對黃趨近“立體”、“野獸”二派驚訝，“不知吾公意想中又在追何境界”，困惑之中有所不滿。“鄙見”至“先生亦不在例外”，無異對黃賓虹提出期予。委婉之勸，在其中矣。“狂妄之見”正是傅公批評之主旨。這足見此信是傅雷以諍友的直言，對黃的批評。越明日，傅雷又有一信，對前信之“狂妄”似有憂黃老之不受，而作轉語，反批評而為讚揚，文人切磋，時有妙趣，而悱惻之情，實為可感。“前二日事冗，未及細看，頃又全部拜觀一遍，始覺中、小型冊頁中尚有極精品，去盡華彩而不失柔和滋潤，筆觸恣肆而景色分明，尤非大手筆不辦……但在泰西近八十年方始悟到，故前函所言立體、野獸二派在外形上大似吾公近作（范評：前信雲“似近西歐立體、野獸二派”，此信轉而為“立體、野獸二派在外形上大似吾公近作”，前言黃似他人，黃當耿耿；而改為他人似黃，黃則其喜洋洋者矣。）以言精神，尤遜一籌。此蓋哲學思想未及吾國之悠久成熟，根基不厚，尚不易達到超然物象外之境。至國內晚近學者，徒襲八大、石濤之皮相，以為潦草亂涂即為簡筆，以獷野為雄肆，以不似為藏拙，斯不獨厚誣古人，亦且為藝術界敗類。若吾公以畢生工力，百尺竿頭尤進一步，所獲之成績，豈俗流所能體會。曲高和寡，自古已然，固不足怪也……”即使如此，傅雷對黃賓虹失明之後“有線無形”之作取審慎之尺度，謂“始覺”，言昨日之未覺也，亦言曲高和寡，不易獲賞，不唯他人，傅雷亦在其中；以傅雷之博聞廣識，猶不易深知，更無論鄙識庸聽矣。雖然，傅公之用詞固不奢，稱“尚有極精品”，意指精品之少也，這“尚有”不同於“多為”，更不同於“皆是”，足見大半作品仍不為傅公所見賞。須知者，傅公所以譯羅曼羅蘭之《約翰克裏斯朵夫》、丹納之《藝術哲學》,以傅公本人崇尚古典主義，于音樂，克裏斯朵夫所激賞之莫扎特、巴赫、勃拉姆斯，亦深為傅公所景仰。彼時浪漫主義之德彪西尚不在其主要視野之中，更無論茲後之前衛先鋒矣。傅公之所以寫此兩函，未必想對黃賓虹之“追求”起推波助瀾之作用，築堤的意味大於導流。以為黃賓虹先生曲高和寡不顧俗流則可，一味有線而無形，則易忘其精進目標。于無文字處透出傅公之良苦用心，而又絕不傷黃賓虹先生神聖之自尊，讀後撫卷長喟，深感傅公之於黃賓虹可謂用情過深、敬愛有加矣。

       世有激賞黃賓虹“壬辰之變”者，即以為白內障眼疾于黃賓虹非徒無害而有益，甚至近乎神的意志。稱1952年夏至1953年6月近一年時間內的作品“近於天籟又無比老辣”，説它們“無法不法，亂中不亂，不齊之齊，不似之似，這些中國畫家終生追求而不可得的境界，竟然在一個瞎眼的老畫師筆下出現了！”説這證明了黃賓虹“中國畫舍筆墨內美而無他”的美學理念（范批：此強用黃賓虹昔年之語以評壬辰作也）。這些説法顯然出自王魯湘先生的想當然，由於怪譎而不禁使人駭異。但令人不勝遺憾的是，繪畫畢竟是視覺的藝術，壬辰之作免不得碰，碰上好的，那是天章雲錦似的傑構（傅公所謂“尚有極精品”者）而大部分作品則是破敗支離的劣作。我以為王魯湘先生的激動不是偽裝的，因為欣賞藝術品絕對是不可規範的個人行為，應當原諒這種迷信的狀態。然則作為生平實錄之《黃賓虹年譜》竟有以為失明後“畫面呈現一派前所未有的靈光，一點一橫均臻天真爛漫、隨心所欲不逾矩的神明之境”，竊以為過矣。其實黃賓虹的偉大，是不用懷疑的，然則歲月不饒人，當眼睛已全然不見，加上體力不逮，你偏説這是“會通之際，人書俱老”，那就會陷入不可自圓其説的我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