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參加這次研討會之前，為了更深入地了解淪陷時期的北平美術界，我曾集中了一段時間，去圖書館查閱了1937年-1945年間北平的報刊。觀覽了大約近40種報刊之後，我把我向會議提交的論文題目定位在“傾訴屈辱，吶喊尊嚴”，這是我對淪陷區美術家的認識與理解。20世紀北平淪陷區的美術史一直是美術理論界的空白，而蔣兆和是這段歷史時期最重要的畫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流民圖》也是這一段歷史最重要的史實之一。這一段歷史無論如何離不開蔣兆和與《流民圖》。

       十分鐘的發言，我覺得太難了。這段特殊的歷史實在無法用簡短的語句説清楚。為了能多説幾句，我寫了發言稿，儘量念快一點。我講4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我簡單介紹一下1937年淪陷後的蔣兆和與北平美術界。

       1937年的美術界主要是以周肇祥為會長的中國畫學研究會為代表，這是一支龐大的傳統中國畫隊伍。在此以前還沒有出現現代水墨人物畫。

       淪陷之後除張大千等離開北平外，絕大多數畫家均生活在北平。那個時期的中國畫學研究會等組織仍是北平美術界的主體。

       1937年6月，在淪陷前夕，從南方來的流浪畫家蔣兆和在北平首次畫展。蔣兆和畫展使北平畫壇從此出現了現代水墨人物畫。展覽上一幅《朱門酒肉臭》被視為開創現代水墨畫的經典作品。這幅作品首次發表在1939年9月17日《晨報》藝術週刊。1940年1月美國ASIA（亞細亞）雜誌將這幅作品刊登在為遭受戰爭災難的亞洲兒童捐款的號召書上。

       淪陷之後的蔣兆和在北平繼續以難民作為他繪畫的對象，所不同的是在北平畫的是日本侵華戰爭之下的戰爭難民。他的作品分別發表在《中國文藝》，《藝術與生活》，《沙漠畫報》，《立言》，《新民報》，《晨報》，《實報》等多種報刊上。

       在淪陷區北平生活的畫家，主要的美術活動就是開畫展。我根據1937年至1945年間北京報刊粗略統計，從1937年7月7日以後到1941年畫展數目呈上升趨勢，1941年約127個，達到高峰，這個高峰期持續了3年。開畫展賣畫是當時畫家普遍的主要生存手段。

       蔣兆和與眾不同。他與所有畫家不一樣的地方是他不賣他的畫。蔣兆和在藝專僅有幾個鐘點的素描課，其清貧是可想而知的。他如何生存呢？唯一的辦法是畫像。在京城他為名人畫像，可説是數不勝數。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講其中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畫像與日本交通公司總裁于佐美的畫像給他帶來的重要影響。

       1938年6月，蔣兆和為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畫像。這一個機會使他在1940年，在司徒雷登的幫助之下，順利出版了《蔣兆和畫集》。畫冊的出版給了蔣兆和極大的激勵。

       畫冊的出版後，他開始醞釀創作在中國繪畫史上前所未有的巨構《流民圖》。正當他構思起草《流民圖》的時候，一件使他不敢拒絕的事情發生了。1941年蔣兆和在給交通總裁于佐美畫像之後，又被迫赴日本為于佐美的母親畫像。對於這次倉促的日本之行以及意外地舉行的蔣兆和東京畫展，在60餘年後的今天，也許需要再重新回顧一下。

       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後，在日本侵略者的所謂“中日親善”的文化政策之下，中日美術家之間由官方組織及民間性的交流日益頻繁。其中最主要的美術交流活動是由日偽當權機構新民會主辦的中日畫家共同參與的興亞美術展覽。從1939年至1944年興亞美展共舉辦六次。北平幾乎所有的美術家均參加過興亞展覽。畫展設立評審委員會，由中日名畫家組成，中方畫家如齊白石，溥心余，黃賓虹，李苦禪，王雪濤，啟功，蔣兆和等幾乎所有在北平的名畫家均在其列。興亞美展可説是日偽當局主辦的最大規模的畫展，並且其舉辦目的也明確規定是為“喚起國民之興亞精神”，它可説是日偽統治下美術家做“亡國奴”的具體實例。很多那個時代的人們不願意觸及那段歷史。

       在民間的美術交流中，蔣兆和東京畫展，《實報》、《時事畫報》、《國際新聞》均給予了報道。展覽作品全部是在北平創作的作品，包括《賣子圖》、《流浪小子》、《賣苦茶》、《街頭叫苦》等等。報道説“在東京高島屋百貨店倉促舉辦的畫展是經日本藝壇名宿帝國藝術院長清水澄，帝國藝術院會員橫山大觀，中村不折等11人為之發起。五日內觀者竟達兩萬餘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