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隨著時代的變革，亦是中國文人畫家藝術創作思想空前活躍和個性彰顯的時期。諸如八大山人、石濤、髡殘、漸江、梅清、查士標等等晩明遺民，其作品都有著共同的情感指向，即反映亡國喪家之痛。且不管採用何種表現形式，山水、花鳥，抑或人物，都離不了這樣的情感範疇，無疑，這是時代使然。石濤語：筆墨當隨時代。不單是指表現技法不應因循守舊，要順應時代，有所創新和發展。更主要的是，在創作思維上，要忠實于自己的情感，即自己對所處現世的切身感受，真實地反映時代。

       如你所知，藝術創作是作為創作主體的藝術家個人情感的真實表達，在觀察、思考、認知水平、表現角度等方面，無不帶有作者強烈的獨立性，尤其是繪畫。在畫人中，流行著這樣通俗的一句話：“畫自已”，即是此理。無疑，如果在藝術作品中，沒有注入作者的真實情感，連自己也感動不了，那又怎能感動別人？自上世紀中以來，在藝術創作中，盛行著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創作手法，忽略個體感受，屈就于大眾的淺表情感，或者被大眾淺表情感所誤導，了無自我。實際上是被意識形態和教化所左右和時代所綁架，與真正的藝術規律相違背。如此，所産生的作品自然是迎合、臆造、好大喜功、荒唐淺薄的混合體，自然説不上“反映時代”，只能説是“跟隨時代”罷。

       反映時代與緊隨時代是有所區別的。一個是身處時代之中，卻保持個體的獨立性，超然于外，冷眼旁觀，我思，故我在。一個是廁身時代的洪流，隨波逐浪，個體臣服於整體，遵命前行，不越雷池半步。回過頭來看，上世紀中以來，我國美術界的主流便是“跟隨時代”，其惡果便是大師鮮見，經典作品難覓。畫人多的是唯唯諾諾，有意無意地淪為頌德拍馬的吹鼓手，以及産生數不勝數，聽命炮製的假大空作品，即所謂“喜聞樂見”的平庸之作。相比于短短的民國時期的大師輩出，佳作頻現，可説是無可道哉！

       在藝術創作中，“反映時代” 和“跟隨時代”，究竟那一個是藝術家的行為準則和良心？我們不妨從已故現代國畫大師蔣兆和先生不同時期的存世作品中，細細的品讀其藝術思想和考究其心路歷程，自然不難得出結論。

       蔣兆和，祖籍湖北麻城，1904年生於四川瀘州；原名萬綏，自幼家境貧寒。1920年至上海謀生，曾畫廣告，從事服裝設計，並自學西畫。1927年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學，為圖案係教員。1930－1932年任上海美專素描教授，1937年任京華美術學院教授、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師。1947年受聘于國立北平藝專。1950年起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縱觀蔣兆和先生一生的繪畫創作，我們不妨以時間為分水嶺，即以翻天履地的一九四九年作為基準，粗分為前、後兩個時期。這兩個時期的藝術創作，雖然在筆墨技法上是一脈相承的，且有所發展。但是，在創作思想上，卻前後回異，互相對立，毫無共通之處。毫無疑問，蔣先生四九年以前的創作，通過自己獨特的情感，揭露社會，展示時代現狀，透露出悲天憫人，至善至美的人性。蔣兆和先生出身於社會底層，並未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由畫匠而教授，可説是磨難不斷，人生坎坷。正是由於先生來自底層，自然對當時的中國社會有著切身和獨特的真實感受，這亦是先生這一時期的作品採取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且能撥動觀賞者心弦的原因。

       如你所知，在繪畫藝術上，所謂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便是關注現實，關注生活，關注人生，對社會有著強烈的批判性。我們不妨看看這一時期蔣先生最重的代表作《流民圖》，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該作品1941年至1943年創作完成，高2米、長26米，所表現的是受戰爭所迫而逃難的貧苦百姓悲慘的生活。畫中一百多個流離失所的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形象，與真人比例等同。人物個性刻畫鮮明，形象呼之欲出。場面宏大、悲壯，全畫被一種攝人魂魄的悲愴無助的氛圍瀰漫渲染，強烈地表達了作者悲憤莫名的情緒，真實地反映了那個特定的黑暗時代，不失為我國現代美術史上的現實主義巨作。整幅畫卷，由右至左依次展開。首先出現的是一位拄著棍子的老人，滿瞼無奈。其身邊還有一位氣息奄奄臥地不起的老者，圍著他的是二位婦女和一個牽驢人，似乎回天乏術了。再往下，是扶鋤的青年農民和他的直面死亡而驚恐的妻女。抱著死去小女兒悲泣的母親，那遠去的哀號，如今似乎還可依稀聽到。在空襲中緊捂著耳朵的老人，以及扭抱在一起、仰望著天空，露出無助眼神的婦女、兒童。頹垣斷壁、屍身橫陳、荒郊野鬼悲泣。再往下看，是乞丐，逃難者，受傷工人，瘋女，棄嬰，盼望親人歸來的城市婦女，走頭無路上吊自殺的父親和哀求他的女兒，迷惘和痛苦交織的知識分子等。真所謂“殘屍漫山野，千里無雞鳴。霜骨映寒月，視之裂人心！”

       創作于1948年的《一籃春色賣遍人間》，畫中人物只有一個賣花女，尺幅並不大。但給人的視覺效果和心靈震撼，並不亞於巨作《流民圖》。賣花女的形象由簡練得有些隨意的線條構成，女孩清瘦的臉上用淡墨渲染，襯以手中的花藍及鮮花，可謂唯美至極。而畫面中透露出如八大山人般的冷逸風格，觀之令人心寒。賣花女與鮮花，苦難與希冀，正是此特定的黑暗時代底層社會的真實寫照。如果説《流民圖》是以宏大的場景和坦陳直露的創作手法，加之於觀者強烈的視覺衝擊和心靈震憾，那麼，《一籃春色賣遍人間》便是以其概括的象徵性的人物形象，似一首憂傷的小曲，在死寂的夜中悲鳴，使我們觸摸到作者情感的躍動，從而領悟那個時代的真實。

       蔣兆和這一時期的作品，除了《流民圖》和《一籃春色賣遍人間》外，主要的還有《賣子圖》、《流浪的小子》、《賣小吃的老人》、《小子賣苦茶》、《朱門酒肉臭》、《阿Q像》、《乞歸》等等。無不是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為上世紀中以前民國時期的中國社會作了真實的傳神寫照。蔣先生來自於社會底層，正因為如此，其情感是和勞苦大眾共通的，才能如此深刻地反映他們的喜怒哀樂，並不是今天的藝術家們所謂的“深入生活”，以局外人的身份滲透其中所能做得到的。民國時期，在藝術創作上有“為人生而藝術”的提法，而蔣兆和正是這一提法堅定的和成效卓著的踐行者，在美術界，可説無出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