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兩則新聞，比較閱讀頗有深意：一是《新京報》消息説，4月30日，衛生部和公安部發通告明確警方將依法對醫鬧、號販等7種行為將予以處罰，嚴禁在醫療機構焚燒紙錢、擺設靈堂、擺放花圈等行為，嚴重將追究刑責；另一是《華商報》消息説，陜西榆林橫山縣百信醫院患者胃穿孔死亡，院長帶領全院40余名醫護人員悼念死者，致辭檢討懺悔，集體下跪磕頭。于制度、于現實而言，妙手仁心的醫療工作者陷入此般境地，實在令人憂心。

“醫鬧”之惡，在於放大了叢林法則：“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僅將醫療工作者權益置於私力救濟的屠刀下，更將普通患者的合法權益推向江湖博弈的舞臺。保障權益不再是制度規範內的穩態，而成為“討價還價”的技藝。這些年，不少醫生的處境確實堪憂，以致諸多行醫世家諄諄告誡下一代的是，“討飯莫行醫”。3月23日，哈爾濱一患者砍死一名實習醫生並致3人重傷；4月13日，北京連續發生兩起刺傷醫生案……再往前或者往後，都不愁找到類似案例。聯想“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古訓，于這種失衡的醫患關係而言，真叫人情何以堪。

如同乘客攔飛機維權的極端事件一樣，“醫鬧”的歷史性癥結，仍在權責層面糾結。有人説，近30年的醫療體制改革，誤入了“偽市場化”的歧途，又拿“以藥養醫”催生出了高藥價，更在事實上限制了民營醫院的發展和競爭，於是本非敵人的醫生與患者，反而成了失敗的醫療體制改革的犧牲者。這話雖有失偏頗，卻也一針見血。“醫鬧”的追問有二：患者為什麼要鬧？鬧何以綿延成風習？就第一個問題來説，與“讀書無用論”的爭執是類似的。傾家蕩産去上學，或者砸鍋賣鐵去看病，結果不能安身立命或妙手回春，所謂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夢想的碎裂，説到底是個性價比的問題。數字比語言更有力：據衛生部統計顯示，群眾個人衛生支出的絕對數仍在上升，2008年為5098.7億元，2009年為6570.8億元。在財政對公立醫院的投入大約只佔醫院總支出10％左右的語境下，“九成”靠賺錢的現狀不改變，看病高消費的格局就不會有所改觀——那麼，患者基於“高消費”上的奢侈型期待，註定會蔓生諸多枝節。

就第二個問題來説。“醫鬧”成風，不在於醫院之弱，也不在於患者之惡，而恰恰是缺位了客觀中立的獨立調停機構。醫院在矛盾的終端區，既要接受患者的高價詬病，又要承擔職能部門的“維穩”要務，而在具體處理程序中，醫院主管部門往往又是負責醫療事故的賠償與鑒定，這給人感覺醫院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公信力大打折扣。名不正則言不順，鬧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遺憾的是，體制機制不轉身，始終就事論事、甚至遇事怕事，只滅火、不預防，於是諸多慘烈便成為煽動蠱惑的惡示範。

徒法不足以自行。“醫鬧”的癥結，終究不是刑罰所能紓解的。有網友評論説不讓到醫院鬧，那就等醫生下班後到家裏去鬧或者到大街上去鬧，這話無疑更讓人心驚。衛生部等下發的“通知”其情可諒，但似乎也多有悖論：既入刑罰，就已是犯罪，公安機關當然會嚴厲打擊，何須重申？而對於尚未入刑的“鬧法”，刑罰又奈其若何？眼下看來，有一點是肯定的：“醫鬧”只會止于制度，止于有第三方獨立公信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