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成都2010年引入富士康這只“金鳳凰”後，許多四川公務員在年底考核中就多了一項內容——能否完成富士康的招工任務。在引入富士康時，除了優惠的稅收、用地等條件外，當地政府還承諾了一個令人驚詫的條件：幫助招募一線勞工。一年多過去了，這項勞工招募承諾遠沒有當初政府設想的那麼簡單，除了垂直下行、各地市攤派，一些如“買人頭”式的灰色市場行為也已浮現出來，政府在招工難以達標下處於窘迫的兩難境地，以至於一些公務員也被迫頂包進廠，以完成政府許諾的用工名額。（4月28日《經濟參考報》）

“沒有企業，現代國家就沒有充分的社會就業，就沒有充裕的商品，國家就沒有強勁的出口，政府也不會有雄厚的財政實力。”有學者如是稱。也正因為如此，企業特別是大企業往往成為政府的座上賓。政府善待企業無可厚非，成都富士康是中西部迄今最大的招商引資項目，是四川省1號工程，也承載著成都實現信息産業跨越發展，打造幾千億元IT産品産業鏈的希望。築好巢才能引來鳳，為引進富士康，當地政府允諾不少優厚條件，這是常見的制度安排。

但是，要求公務員幫助企業招募一線勞工，逼得公務員到處“拉壯丁”，顯然不妥。這是對公務員權利的侵犯，也是對被招募勞工的不尊重。當上級將壓力釋放到公務員身上，公務員為了完成任務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拉壯丁”，二是自己頂包進廠。這兩種選擇，都會影響公務員的正常工作，干擾基層工作的良性運轉。

其實，如果企業真有號召力了，何須要人拉客？如果沒有號召力，即便拉來又能如何，所謂強扭的瓜不甜。從報道可知，成都富士康的待遇並不好，與宣傳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業內人士透露，“原來承諾8小時，加班2個小時，實際上要加班四五個小時。薪酬待遇跟不上物價上漲水平。我一朋友在一線流水線，有時就只拿1300元。”待遇不高，對工人缺乏足夠的吸引力，作為理性經濟人，工人自然不會選擇富士康。再説宣傳的待遇高，實際不高，口惠而實不至，即便把工人“騙”去了，工人也不會幹長久。

健康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用人應該是雙向選擇，不能強買強賣。條件適合，就進廠；不滿意，就拒絕，就離開，這原本很正常，非要讓權力介入，就使招工變了味。更值得提及的是，企業和權力不要靠得太近，企業一味仰仗權力只會埋下隱患，今天權力可以為企業發展做一些越界的事情，明天它同樣可能越界做傷害企業的事情。企業需要的是守法的政府，需要法治的環境，而不是鼓噪政府為自己謀取不正當利益。日前，萬達集團老總王健林坦稱，“在商言商，在政言政，最好兩個不摻和”是理想的政商關係。此説不無道理。

應該看到，招商引資已經成為各地孜孜以求的必須選項，可以招商但不能媚商，更不能突破法律底線，亦不能挑戰公序良俗。觀照現實，某市將特權車牌授予全市50強企業，這些小牌號車在全市範圍內享有多項特權；某地教育局的招生政策規定，給納稅大戶子女加分；還有的政府部門用納稅人的錢重獎納稅大戶，有官員直言不諱地表示：“你發財，我發展；你有功，我獎勵。”諸如此類的做法，已經偏離了制度坐標，涉嫌違法，比如有的地方政府免稅或退稅的方式獎勵納稅大戶，而《稅收徵收管理法》第三條規定：任何機關、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擅自作出稅收開徵、停徵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和其他同稅收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決定。顯然，以退稅的方式獎勵納稅大戶，涉嫌違法。

權力媚商，表面上看媚的是商人，實際上媚的是利益。不少地方之所以給企業開出超乎法律規定的特權許諾，是通過伺候好企業，來讓企業為自身服務。體現在兩點，一是直接從企業裏獲取物質利益，二是企業發達了，也能成為自己政績的墊腳石。此外，企業利稅還能成為當地的收入。簡言之，不少媚商是政績衝動下的蛋。由是觀之，公務員為企業“拉壯丁”，表面上看是角色迷失，實際上是價值迷失，而這種價值迷失，是因為相關官員扭曲的政績觀所導致的。

權力是有邊界的，政府官員應該恪守權力邊界、尊重法律程序，為企業發展提供法治環境和合法的公共服務，而不是動輒越界。而企業也應該具有基本的市場素養和法治精神，有責任維護健康的市場秩序。權力的歸權力，企業的歸企業，各自都站好自己的崗，幹好應該幹的事，才能更好地推動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