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經歷了一場令人煎熬的足球加時賽，人們終於等到了終場哨的吹響。在4月24日，中國足球前“掌門人”謝亞龍被檢方指控涉案金額達172萬元，犯有12項犯罪事實。至此，這位曾經的足壇“龍王”終於因為對法律底線的“越位”，徹底倒了下來。接下來，南勇、蔚少輝等曾經的足壇高官，以及申思、祁宏、李明、江津等曾經的大牌國腳，也將相繼“過堂”。

“我犯罪了，但我不是一個貪官。” 早在看守所中，謝亞龍就對接受電視採訪的鏡頭這樣説。那時，相信很多人都會想，標榜自己既不是清官，又不是貪官的謝亞龍，難道只能定位成一個“庸官”？如果聯絡謝亞龍當初主政中國足球時那種糟糕的國家隊戰績，這個“龍王”的確也給人虛與委蛇的感覺。

庸官與貪官，有時其實就是一個混合體。強調自己不是“貪官”的謝亞龍，其實早就招供出，他曾收取魯能俱樂部20萬元賄賂，接受杜伊科維奇經紀人賄賂的5萬元人民幣。現在，謝亞龍被指控涉案金額達到172萬元。這個數字對無數普通公眾來説，已經是絕對的鉅資，但置於官場腐敗不斷被刷新數字記錄的語境下，很多人也還是覺得，這樣的貪腐數目還是算不大，難以在公眾心中掀起巨大的衝擊波浪。

當然，足壇腐敗不是謝亞龍一個人的事。比如，接下來，要受審的另一位中國足球“老掌門”南勇，在腐敗數字的指標上，據説就會遠遠超越“龍王”。加上中國足壇多年混沌不清，面對這種腐敗現象，人們完全也可以這樣想，足球腐敗也是沒有底線的。中國人還喜歡將“腐敗”與“無能”結合到一起，指向某個特定的公權力機構，這一點，至少用在曾經的中國足協身上，一點也不為過。

不論如何，這次法庭對謝亞龍、南勇等人的審判，意味著已經長達近兩年的“中國足球腐敗聯賽”是到時候結束了。儘管直到現在，這場連環腐敗案仍然沒能滿足公眾徹底清查的期待，很多人仍然會去猜想這背後是不是還有“更大大魚”，但是這一場反腐案揭露的近20年中國足球黑幕重重，使此次審判結束的體止符，完全也可以被視為反思中國足球腐敗，催發相關體制加速改革的開始符。這才是看待謝亞龍審判的最大現實意義。

中國足壇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嚴重的集體腐敗現象？其實，這與其他領域的腐敗，是有著某種共性的，那就是高度壟斷。比如，中國足協高度壟斷著中國足球運動。以謝亞龍為例，他不僅是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還是中國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同時掌握著經營權與管理權。當然，南勇也是如此。這種絕對的權力控制，絕對的市場壟斷，自然為權力尋租提供最大的便利。於是，可以伸手向俱樂部要錢，向主教練要錢，向球迷要錢。權力壟斷之下，腐敗扎堆而出，從中國足協的高官，到一些俱樂部的高管，再到球星球員，自然都捆綁在一條利益鏈上。這樣的集體腐敗，一方面造成監管失靈，另外一方面，就是13億人沒能將中國足球踢出一個未來。

僵化落後的管理體制，讓中國足球行業成為腐敗的溫床。這些年，儘管中國足球很不爭氣，但一個不爭的現實是，很多相關官員卻很少為足球一再失利負責。足協官員在選拔、任免、考核、監督等等環節，都看不到足夠的制度正義和程序正義。這種管辦一體、官商一體的體制毒瘤，直到今天，也並未見到有足夠銳利的手術刀來進行摘除。這實際上就註定，像謝亞龍與南勇這樣的足球權力腐敗，在今後仍然很難絕跡。而足球腐敗侵蝕中國足球發展的健康肌體，給中國足球文化注入骯髒的濁流，危害無窮，已經到了必須進行制度性剷除的最後關頭了。

所以，現在對謝亞龍的審判，絕對不是中國足球反腐敗的結束，而是從根本上剷除滋生足球腐敗土壤的一次重要開始。要想讓中國足球領域不再腐敗橫生，當前必須進行相關體制改革，來增加中國足球管理的透明性，來完善對中國足球權力的監控體系，同時引進足球管理先進國家的經驗，比如以足協委員會的形式進行權力合理分配，相互制約，來改變某個足協官員權力過大，手眼通天的權力壟斷積弊。也只有這樣，中國足球才能沿著正義的軌道，踢出自己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