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0年年底，全國共有個體工商戶3452.89萬戶，從業人員7097.67萬人，如果算上“非法”的存在，中國的“個體戶”問題關係到上億人的生計。國家工商總局個體私營經濟監管司副處長張道陽稱，個體戶分得的利益比例與社會發展的速度遠遠不相匹配，屬於相對被剝奪的群體。張道陽參加相關立法工作時，有個體戶稱，“一些前置審批部門坐享其成，有利的搶著，沒利的推著，只坐在家裏要錢，心情好了，請我吃喝了，上貨了，有關係了，就給你辦；否則今天推明天，明天天兒不好，後天不在，任你跑斷腿，看你敢不來求我？店還沒開，審批就把你審死了！”（4月25日《中國青年報》）

個體戶，曾是改革先鋒，據報道，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一位美聯社記者曾專程來到北京錢糧衚同，拜訪一位將3台縫紉機抬進臥室、辦起私營西服縫紉店的婦女，記者在報道中寫道：“她在賺錢，也在創造中國經濟史。”誠然，一提起那個時代的個體戶，人們就能聆聽到他們敢為人先的腳步聲，就能感受到他們拼搏進取的爆發力。可悲的是，個體戶正越來越成為相對剝奪的群體。學者孫立平曾表達過一個概念——“長不大的個體戶”，我國改革開放最早的那些升級是從社會的底層升出來的，中國最早的個體戶都是來自於社會底層，但是到90年代中期之後，底層個體戶已經長不大了。

其實，何止長不大？調查顯示，我國個體戶數量一度銳減。有個體戶稱，以前隨便做點生意都賺錢，現在卻是稍不努力就賠錢。個體戶何以從昔日的榮光變為如此的踉蹌？

其一，嚴苛的制度規制。統計顯示，我國涉及工商登記的前置行政許可（審批）起碼有100多項，個體戶要拿到營業執照，要經過種種門檻。有門檻很正常，但門檻顯然不能過多過濫，而張道陽發現，1995年前後，大量行業管理法出臺，各部門在立法過程中普遍借鑒國際標準，標準“偏高偏嚴”。“要提醒法律制定者，在制定條款時多考慮一下，該條款會不會被某個執法單位當成利益杠桿去卡老百姓。”

其二，不少執法人員用盡合法傷害權。張道陽坦言，越到基層，部門利益表現得越明顯，“每個部門都會想方設法在自己職權範圍內攫取最大利益，把權力用盡”。報道中提及的個體戶某些前置審批部門只顧撈取意義，對於審批業務往往採取拖的方式，對於這些部門來説，何時蓋章並不重要，即便按照條文來辦事，還是可以拖很久，而對於個體戶來説晚開張一天就意味了大筆資金的損失，於是個體戶只好選擇一些方式“疏通”關係打點各種部門。

其三，濫用權力，甚至權力尋租。如果僅是簡單的用盡權力倒還罷了，起碼説明執法人員還遵循法律，怕就怕一些執法人員吃拿卡要，通過種種不正當手段牟取灰色利益。曾有執法人員對一個體戶赤裸裸地要錢：“你不達標，我不管你也行，你每年給我拿6萬塊錢，上面有檢查的時候，我給你打電話，你關門幾天。”在一些執法人員看來，個體戶顯然成了唐僧肉，人人都想分一塊，只要有機會一定不放過攫取利益。

其四，缺乏有力的制度服務。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厲以寧建議，“國內個體工商戶也應儘量登記為小微企業，讓它享受小微企業的優待，比如在融資方面的優待。”應該説，近年來不少地方正在給個體戶提供制度優惠，比如增值稅、營業稅起徵點上調至月銷售額20000元，不能説此舉毫無意義，但對個體戶的困境來説，這一動作力度還不夠。比如，每年進行就業統計的時候，往往會把個體戶的數字納入中小企業計算，而要扶持中小企業的時候，登場的卻都是衣著光鮮的企業家，不會再有人“搭理個體戶”。張道陽感嘆，“扶持對不上口，人家嘩啦嘩啦打麻將，沒人陪你打撲克。”個體戶似乎成了被政策忽略的群體。

小小的個體戶，關係到普通老百姓的生存，也關係到社會穩定，因為個體經濟的繁榮與社會穩定緊密相關，與經濟活力息息相關，也與打造橄欖型社會有關。有學者稱，“我們總要伸出手，將那溺水者從水中拉出的。現在是時候了。再晚一點，我們恐怕將難逃被溺水者拖下水去而一道沉沒的危險。”這絕非危言聳聽！關係到上億人生計的個體戶問題，只能及時解決，而不能延宕，個體戶生存前景越明亮，這個社會就越可信賴。

日前，溫家寶總理稱，我們追求的社會不僅是一個經濟發達的社會，而且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儘快達成扶持個體戶的共識，從改變嚴苛的政府規制、沉重的稅費負擔、缺位的創業服務開始，特別是打擊權力不作為和亂作為現象，這是為個體戶成長鋪路的前提，也是捍衛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