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舉辦的某論壇上，武漢大學原校長、知名教育改革家劉道玉直言大學得了“狂躁病”，主要病徵是“道德滑坡、精神虛脫、學術泡沫”。表現之一，是學術稱號的氾濫，“很多學者進不了長江學者，就巧立名目，搞了一些以名山秀水為名的學者，黃河學者、泰山學者、天山學者、閩江學者、贛江學者、珠江學者，名號有38個之多。”（據新華社5月27日電）

熟悉高校的人都知道，“長江學者”曾是大學裏除院士以外最重要的學術稱號，含金量頗高，尤其在人文社科領域，入選的難度甚至超過評院士。對此，一些大學也真有“創意”，長江學者評不上，就自己設一個，以當地名山秀水命名的學術稱號，如雨後春筍般涌現，於是出現了“黃河學者”叫板“長江學者”的奇異景象。這好比國內的科學家總也得不了諾貝爾獎，乾脆設一個“本土諾貝爾獎”，自己給自己發獎，這樣一來皆大歡喜，但終歸難脫“山寨”色彩。

在高校設立“長江學者”之類的學術榮譽稱號，當然有很大正面意義，無論是以政府的名義授予，還是由企業和社會力量發起，都能起到社會參與學術評價、對學術研究進行激勵的作用。一所大學網羅了多少獲得學術榮譽的學者，也是公眾評價大學的一項重要指標。但前提是這個稱號要真有含金量。各種自相授受的山寨學術稱號，損害了學術評價的公信力，也降低了此類稱號的社會評價。

學術稱號氾濫，固然是大學急功近利狂躁病的一種表現，但這種現象以及當前高校的種種弊病，共同的原因都是大學逐漸丟掉了學術機構的本色，更多朝著行政化、市場化的錯誤方向大步前進。無論是設立榮譽稱號，還是給教授評獎、評職稱等，原本都是一種考核評價手段，都有其正面意義。但問題在於評價的標準往往不以學術為中心，而是摻雜了很多學術之外的考量。學術榮譽稱號之弊，不僅在於過多過濫，而且在於不看學術成果和實際影響，而看學者的官階高低、活動能力，甚至變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換。

學術行政化的更直觀表現，是學術稱號與行政級別挂鉤，院士相當於“副部級”，長江學者享受“局級待遇”……一些高校還給教授分級，一級教授、二級教授，劃分的主要標準和公眾的關注點，往往不是學術成就和教學成果，而是享受哪一級別的待遇。

治理學術稱號之亂，如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所言，還在於恢復高校作為學術機構的本來面目。作為一個學術機構，唯一的推動力就是追求學術卓越，高校以追求學術卓越為標準，制定一切制度和政策。不論是院士，還是各種“學者”，學術榮譽和學術稱號只有脫離行政邏輯，回歸學術本位，才能真正贏得公信力，增加含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