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公司每年都有10%的工資增長，但感覺根本追不上物價，現在中午吃個飯都要近20元。”周煒華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現在房租每月1500元，吃飯2000元，再加上水電交通什麼的，一個月的收入也就所剩無幾了，根本沒有閒錢再搞其他消費，“有時候再趕上個同學同事結婚啥的，份子錢都快拿不出來了。”(8月20日《人民日報》)

　　如今，CPI增幅已經回落到2時代，負利率不再，而且今年上半年的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跑贏了GDP增幅。按理説白領們的荷包不再羞澀，他們應該成為城市消費的主力。京城白領的消費尷尬，很自然地讓人聯想，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可能更加糟糕。在中國，高收入人群畢竟是少數，故而北京白領的消費尷尬其實映照出中國社會的內需困境。

　　投資不振，出口下滑，消費不舉，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集體啞火，經濟下行的壓力可想而知。宏觀經濟學的規律，和經濟下行的趨勢是吻合的。但在民生層面，通脹消弭卻並未帶來收入的實在增長，卻是公眾最為不解之處——通脹來襲，民生困苦；通脹離去，民生多艱。宏觀經濟下行，所形成的慣性壓力，傳導至基層民生帶來的負面影響，還會不絕如縷地到來。而這一切，都會體現在居民收入的減少上，居民收入減少，內需更加萎縮。宏觀經濟與民生現實的連鎖反應，將會形成一個惡質化的經濟怪圈，深刻影響中國未來一段時期的國計與民生。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商品質量事故頻發，一些中國商品喪失了市場公信力。以奶粉為例，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之後，國人對國産奶粉的市場信心一直沒有恢復。網購洋奶粉，成為很多家庭的選擇，即使是國內市場的洋奶粉品牌，也紛紛漲價。在此情形下，國産奶粉的市場境遇可想而知，由奶企更影響到奶農，多米諾骨牌一樣地造成了整個産業鏈的失守。

　　還有，中國內需的最大困境是房市擠佔了不多的國民財富。那些在房市泡沫中變成房奴的工薪階層，將在10-30年內忍受了工資全付月供的煎熬。房貸壓力之下，哪有閒錢去消費其他商品？股市走熊，期望在股市賺錢的散戶們也大多被吸金而看不到希望。

　　拉動內需，破解中國市場的內需困境，是個系統工程。提高工資收入，涵養中産階級階層，打造穩定型的金字塔社會結構，是提振內需的社會經濟基礎。促進産業升級轉型，提高國貨産品質量，是破解內需的市場誠信根基。優化財稅體制改革，降低奢侈品出口稅費，是引導外需轉內需的必要之舉。“鐵公基”式的投資會帶來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出口提振經濟增長也要看他國臉色，只有內需是中國社會穩增長的安全動力。13億人的消費力是宏大的，但如何讓這宏大的內需潛力激發出來，是決策層亟須思考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