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本報記者 王敏

　　在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判斷中，世界銀行預測中國今明兩年的增速將分別為8.4%和8.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預測中國將在今明兩年分別增長8.2%和8.8%。這種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將如何操作？企業有哪些機會和挑戰？就這些問題，《中國企業報》記者近日專訪了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經濟適度減速應屬正常

　　《中國企業報》：近日，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紛紛發出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預測，雖然中國經濟預計增速依然將居榜首，但預計中國GDP將減速至8.2%和8.4%。你對這個預測有何見解？

　　郭田勇：其實放在一個長週期來看，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我們前30年經濟處在高速增長期，整體經濟增速在10%以上，未來30年繼續保持10%的增長是很困難的，因為一個經濟體從其本身的發展規律來看也有邊際增長遞減的問題。

　　“十二五”規劃為什麼定7%，定得好像有點低，其實作為一個經濟體，應當有一個潛在的或者説是最優的增長率，低於這一增長率，失業、民生等社會問題會大量增加，但超出這一經濟增長率，經濟增長的質量就會降低，容易産生泡沫、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因此，學術界很多專家認為，這一潛在增長率在7%—8%比較合適。

　　因此，我們應當提高對經濟適度減速的容忍度，未來經濟增速從10%以上降到9%、8%甚至降到7%—8%，我們都應該能接受，這樣就沒必要急於改變政策方向。

　　《中國企業報》：我們注意到，去年最後一個季度CPI降到5%以下之後，要求政策鬆動、要求保增長的呼聲又多了起來。你如何看待這種聲音？

　　郭田勇：我提出一個觀點，物價水平不是決定貨幣政策尺度的唯一標準。

　　經濟增長、調整結構、管理通脹預期，是我們要做好的三件事，但事實證明，這三件事要同時做好並不容易。我們看在2008年的時候為了保增長投入4萬億元，馬上投資這塊增速非常高，但政府主導，不僅埋下通脹、資産泡沫隱患，也使經濟結構更加扭曲。

　　因此我們感到，既希望經濟增長率很高，又想沒有通脹泡沫，還想經濟結構合理，這是非常難的，只能尋找一個平衡點，要容忍經濟增長速度低一些，不要太高，因為這對於我們控制通脹和資産泡沫和調整經濟結構是更有利的。

　　我剛才講，物價水平不是決定當前貨幣政策方向的唯一標準，其實這裡邊還有一個潛臺詞。我們當前金融宏觀調控的方式、手段還很不健全，市場化的調控機制還沒有形成。中央銀行在進行貨幣政策調控的時候，價格型工具發揮作用的空間還很不充分。

　　利率作為價格信號，應在社會資金配置中發揮杠桿作用，這種作用在中國遠遠沒有得到發揮。這樣就形成一個什麼情況？金融調控就會過於依賴數量型工具，貨幣政策寬鬆時，大量貨幣從央行釋放出去，而利率水平被壓在低位，這時，大量資金一定被吸引到政府主導的融資平臺、國有大型企業、房地産等領域。服務中小企業，戰略新興産業的種種期望常常事與願違。

　　增速放緩提供改革契機

　　《中國企業報》：在提高對經濟減速容忍度的情況下，我們未來應該做些什麼？

　　郭田勇：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去放鬆貨幣，而是要幹好兩件事，一是深化改革，二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

　　首先講深化改革，剛才我們講宏觀調控不健全，價格手段沒有發揮杠桿作用，所以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向縱深推進，這個非常重要。我們就是要讓利率真正發揮杠桿作用，真正通過這種杠桿讓資金流到效率和效益最高的行業中去。當然這個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相關的配套改革也需做好。但我們強調要積極推進，這是明年在深化改革方面第一個要做的事。

　　第二個要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舉個例子，以前看新聞的話，經常看到某地交通廳長被抓起來雙規了，現在這樣的新聞很少了。很多省市交通廳都有自己的路橋公司，以前修一條路民間資本承包，為得到項目，他要賄賂交通廳長，現在不用了，交通廳有自己的公司，肉爛在了鍋裏。

　　其實，中國中西部差距非常大，未來投資增長空間仍然是非常大的，但是政府主導投資方面一定要進行改革。前兩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各家銀行都搶著貸款，以至於目前大家很擔心其不良率的問題。試想，如果政府沒有把融資平臺拿在自己手裏，而是把商業性項目承包給民間資本來做，銀行還會搶著貸款嗎？銀行認為是政府行為，覺得沒有風險，所以搶。因此，政府主導的投資不僅會帶來投資效率低下、擠出民間資本，還會出現綁架商業銀行、導致金融風險劇增的情況。

　　所以，我想提出一個原則，未來我們投資空間仍然非常大，但是要把握一個度，找到一個分水嶺。只要是具有商業可持續性的投資項目都要儘量通過招投標等方式放給民間資本來做，政府不要鳩佔鵲巢，事實證明你並不善於做，你到裏邊做的話你做的效率反而低，導致風險隱患反而會大。要實現這個目標，政府需要有點壯士斷腕的勇氣才可以做得好。

　　民間資本將有更多投資機會

　　《中國企業報》：讓民間資本回歸實體，進入一些行業，是這幾年一直在提的話題，你對此有何見解？

　　郭田勇：給民間資本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間，推動壟斷性行業對民間資本開放，這方面改革我們也説了很長時間。中央政府為此多次發文，但整體貫徹效果並不明顯，我們覺得2012年經濟出現適度減速的時候，我們就是向改革要效益，深化壟斷行業對民間資本開放，才能使整個市場形成更為充分的競爭、提高效益。

　　這種開放不但包括石油、電信、電力等行業，也包括我們的金融業、銀行業。中國銀行業一方面市場不開放，利率沒有市場化，未來五年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你看哪個銀行會出現虧損，哪個銀行會倒閉？我想，大家都看不到這種可能性。但另外一方面又按照國際標準，把資本金壘得那麼高，這不就變成形象工程了嗎。前些天我談過這個問題，有人問我，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拆掉這麼高的監管防線？我不是這個意思，我不是説要拆掉，而是要讓防線真正地發揮作用。

　　要發揮作用，就必須開放市場，鼓勵競爭，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只有大家充分競爭，有的銀行可能要倒了，要虧損了，資本才能吸收損失、高標準的監管防線才能真正派上用場。因此，金融行業未來進一步開放市場，民間資本進入這塊空間也是非常大的，我們要深化這方面的改革。

　　還有一個改革，是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我們每次到地方，經常感覺地方政府權力邊界過大，政府就像當地最大的一家公司，而且其他民間資本的公司都相當於是他的子公司。所以説我想政府要有自己的行政邊界和權力邊界。政府相對比較強的地方，在這些領域，民間資本經營成本都會被推高，市場化程度都會被降低。所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也是我們在改革中要做的事。

　　《中國企業報》：經濟減速是不是會促使企業主動轉型？

　　郭田勇：中國對投資依賴性非常高，投資這塊又是政府主導性比較強，所以説經濟增速一高，一刺激之後，大量“鐵公基”項目上馬，所以我們要壓低一些，同時改革投融資體制，能夠使經濟結構更為合理。

　　從企業來看也是這樣的，經濟快速增長，各方面需求都很旺盛，這時候所有企業，無論是高附加值還是低附加值，商品都會很好賣。在商品好銷售、經濟效益好的情況下，你讓誰調結構、提高經濟含量，誰也不願意做。經濟增速降低一些，讓很多企業感受到壓力，逼迫他不得不通過産業轉型，提高科技含量，提高産品附加值的方式來提高市場競爭力，調整經濟結構的效果才會更有效。

　　2012年貨幣和財政政策不宜轉向

　　《中國企業報》：綜上，你認為2012年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是怎樣的？

　　郭田勇：就2012年宏觀經濟政策來説，首先我們不同意説貨幣政策出現明顯的轉向，出現大幅度貨幣放鬆。我也同意我們的存款準備金率的確偏過一些，現在21%，有一定程度降低空間。但是我們一定要注意政策可以進行一些微調，包括一些定向性寬鬆，但是我們一定要把深化改革和調整結構放在首要位置上。

　　至於財政政策，2012年還是要強調積極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應注意把握兩個方向，一個是在稅收上，應通過結構性減稅來降低中小企業經營成本。有些問題也可從理論層面思考一下，比如政府要求企業保持最低工資標準，講了以後，自己並不掏錢。真正發工資要企業拿錢，對中小企業來説，要求它保持最低工資標準，它盈利就變少了，甚至虧損。因此，政府可以要求企業保持最低工資標準，但同時應把企業的稅收降下來，這樣企業就能拿出這份錢來給工人提高工資了。從這個邏輯來看，為使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未來更好發展，減稅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個方面就是要發揮財政轉移支付功能，改善民生，熨平貧富差距。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其實我們對中國也有這方面的擔心。以前在南美洲像阿根廷出現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一個原因是貧富差距過大。貧富差距過大後，有錢人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而貧窮的人還是沒錢消費，這樣，擴大消費就成了無源之水，消費需求就會逐漸枯萎。所以我們講一定要用財政政策，調整收入差距，形成橄欖型的收入結構，龐大的中間階層不僅是消費主體，由於其學歷高、工作能力強，也是創新主體，只有這樣整個社會經濟才會可持續性地向前走。

　　因此，建議明年繼續保持積極財政政策，把重點放到結構性減稅和改善民生這兩個方面去。對於貨幣政策還可以用平穩或穩健來表達。貨幣政策可繼續保持中性，不偏于寬鬆，也不要過緊，保持中性基調，想來想去，還是用穩健表達比較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