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2012年中國貨幣政策應“降準加息”_經濟臺

　　作為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他的微博上學生對他講課的讚美之詞絡繹不絕，作為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他風趣幽默的表達使複雜的貨幣政策變得通俗易懂，他就是郭田勇。作為我國貨幣政策以及銀行業研究的專家，在接受財富天下記者程建華的採訪中，他對紛繁的2012年宏觀經濟前景，用一貫幽默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2012通脹壓力不容忽視

　　記者：2011年，CPI在創下同比增長6.5%的增幅之後，逐步走低，目前來看似乎抗通脹的壓力已經有所減緩，那麼您如何看待2012年我國的通脹形勢？

　　郭田勇：我認為，2012年整體通脹的壓力也是不能忽視，通脹水平仍然有可能在4%左右。因為，從目前情況來看，造成中國通脹壓力的因素仍然存在。

　　首先，國內因素。此前貨幣增發，在一些重點領域，供給方面有可能出現一些問題，比如：糧食、豬肉、蔬菜，這些農産品從供給方面應該説隨時有可能出現臨時性的短缺情況。

　　其次，國際方面的因素；比如説，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波動。

　　如果全球經濟出現一定程度復蘇，隨著未來需求的增加會推動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所以通脹的壓力依然存在，不能過於放鬆。雖然，2011年11月份、12月份物價開始調頭往下走，現在通脹的壓力好像是很輕鬆，有人認為通脹壓力沒有了，甚至有觀點主張政策可以放鬆一下，但我認為2012年通脹壓力還是仍然存在的。

　　放鬆政策換來“前低後高”的經濟增長弊大於利

　　記者：此前國內外多家機構已經下調了2012年中國經濟的增長預期，您對於今年GDP的增速是怎麼看的？

　　郭田勇：2012年我認為中國經濟可能會呈現繼續放緩的走勢，全年GDP增幅大概能在8.5%左右，這個我和很多公開機構的預測也是差不太多的。我基本上贊同這個觀點，2012年前兩個季度的GDP很有可能會延續2011年下半年逐步走低的走勢。2011年第四季度的GDP是8.9%，今年第一季度很有可能會降到8.5%左右，第二季度有可能會更低一些，到8.2%或8.1%左右，在第三、第四季度GDP可能會調頭向上走，這樣才夠形成我們全年GDP增速8.5%左右的判斷。

　　對前低後高的GDP走勢我個人也並不反對這種觀點，但是，我們希望經濟增速“前低後高”是由於各方面需求自然拉動的，是整體經濟得到恢復而形成的，而不是依靠政策刺激而形成的。我們一直強調未來經濟工作主要的著力點應該放在調整經濟結構上，所以2012年經濟適度減速也為經濟結構調整帶來一個契機。我們希望通過結構調整，推動企業的這種升級帶來産品科技含量的提高，同時通過我們積極的財政政策來進一步縮小貧富差距，增加中低人群的收入水平。而不是眼看上半年情況不太好，比如説第二季度GDP降的比較低，這時候慌忙的來放鬆政策，或者貨幣政策再度轉向，再猛然推出一個四萬億，或者放鬆對房地産市場調控等。我一直強調如果説我們依靠放鬆政策、房地産調控來形成的所謂“前低後高”的經濟增長寧可不要，還不如前低後低更好一些。

　　2012年經濟關鍵詞：“前低後高”、“通脹壓力猶存”、“民生”、“房價下跌”

　　記者：郭教授，如果要您為2012年選擇幾個關鍵詞的話，您認為會有哪些？

　　郭田勇：一個關鍵詞就是“前低後高”，但是我是有保留的同意，所以我又説了一個詞叫“前低後低”。我覺得前低後高如果是有水分的，還不如前低後低，總體來講，GDP可能的“前低後高”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詞；第二點，我們認為2012年通脹壓力猶存，或者説通脹問題不能忽視；第三，如果從社會角度的時候，我想2012年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詞，我想還是“民生”。我們講積極的財政政策著力點就是要改善民生，改善民生當然從消費來講，消費的基礎純粹從經濟角度考慮。從社會角度，從政治角度考慮它也是一個公平和正義的問題，所以我想“民生”問題在2012年可能是一個關鍵詞。還有一個就是“房價下跌”，這個是有可能的，至少目前來看政府對房産調控絲毫沒有鬆動的跡象，而且很有可能未來是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所以説我想未來有可能會形成房價下跌的情況。

　　“降準加息”避免了貨幣政策“打左燈，向右拐”

　　記者：郭教授，在此前的採訪中您曾經提到2012年應該採取“降準加息”的貨幣政策，這個政策是的操作思路是怎樣的？

　　郭田勇：這是我們在2011年底提出的貨幣政策自身的一個對衝操作。“提高利率”同時“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因為央行有時候也會陷入一種政策比較被動的情況，央行當時一直採取穩健的貨幣政策，那麼穩健的貨幣政策就要保持連續性，如果説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或者多次降低準備金率，那對外還是宣稱是穩健政策，其實就有一種打著左方向燈，向右拐的情況了，實際上已經在寬鬆了。用加息的方式可以對沖掉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帶來那種寬鬆的政策效應，所以這個層面上來看這是貨幣政策自身的一個對衝操作。

　　從實際上來看，深層次意義是非常大的，為什麼我們要加息呢？就是由於從現在來看抑制通脹取得了明顯效果，通脹現在還是在4%左右，我們一年期的存款利率仍然是百分之三點幾，我們現在仍然有近一個百分點的負利率，這麼長時間調控還是負利率説明我們政策調控還沒有完全到位。現在由於我們的名義利率水平壓得過低，導致在金融市場上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説大量的存款從銀行體系中向外流失，去年很多銀行出現了存款減少的情況；比如説銀行為了吸引住客戶，不得不發行大量的理財産品，其實無非就是變相的來提高利率水平吸引客戶。正規渠道的銀行存貸款利率都比較低，企業貸款最高也不到百分之十，一般百分之七、八。民間的貸款利率一下就到了百分之三十，甚至百分之四十。這樣體制內、外的利差非常大，必然會導致大量的這種信貸投機行為。中小企業想通過正常渠道體內拿到錢就會非常難，只有一些有條件的或者跟銀行關係好的，或者是資質非常好的大型企業、大型項目才能按照政策標準拿到錢，這樣的話就必然助推體外這部分資金泡沫。

　　再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要反思為什麼中國去年出現了民間金融高利貸的熱潮，其實跟體內、外的利差非常大是直接相關的。名義利率水平偏低也是導致中國民間借貸氾濫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把利率水平向上調，一方面體現了利率市場化的要求；那麼另一方面也有利於遏制減少民間金融和高利貸的情況。

　　“降準加息”有利中小企業

　　記者：這種“降準加息“的政策，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加息”的後果會不會給中小企業貸款增加難度？

　　郭田勇：這個很多人一想到“加息”就會想中小企業本來負擔挺重了，再加息他不就貸款變得更難了嗎？這個觀點我們是要進行分析的。如果我們利率水平壓得比較低，中小企業通過體制內根本貸不到款，這一杯羹根本就沒有你的份。因為對現有的大企業，銀行是不敢得罪的。第一，這些企業是他的客戶，你不能因為一時的資金緊張而得罪它；第二，這些企業不但從銀行貸款，還能給銀行貢獻大量的存款；第三，這些企業還能給你貢獻大量的中間業務收入，因為企業結算帳戶都在銀行，銀行從中掙到的錢自然也非常多，所以在名義利率水平很低的情況下，這些大型企業一定是銀行所不能得罪，也不敢得罪的，有限的信貸資金都要給他們。那麼，中小企業就被擠到體制外去了，而實際上這些大型企業包括央企，其實他們的融資渠道是非常多的，除了銀行貸款之外還可以發行債券、股票，可以到境外進行融資，手段非常多。又由於銀行不能得罪這些企業，那只能讓這些企業知難而退。把貸款利率不斷提高，這些企業就要進行權衡了，是從銀行貸款好還是我發債券好？還是去增發股票好？當你提到一定水平，他就不願意融資了，那麼騰出的這部分信貸規模才可以給這些中小企業。

　　另外，提高利率的同時再把存款準備金率往下降，這又給銀行釋放出大量的可貸資金。利率提高能夠擠走一些大型企業，降低準備金率又釋放出一批資金，這個時候銀行流動性就會很充裕，銀行才能夠真正去挖掘一些中小企業去給貸款。所以説，認為加息不利於中小企業貸款這個觀點至少在中國現實情況下是站不住腳的。

　　“西邊不亮，東邊亮”新興市場將成出口新增點

　　記者：過去的2011年的時候，歐美經濟對於中國的影響是比較大的，您之前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也提到，歐盟市場佔到我國貿易出口比例的20%左右，當全球投資者目光寄希望於中國出手相助深陷“歐債泥潭”中的歐洲經濟時，2012年外圍經濟究竟會對中國的整體經濟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呢？

　　郭田勇：為什麼業界普遍判斷2012年經濟增長將前低後高呢？前低也是由於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我們在外需這塊受到的衝擊可能會更大一些，因為歐盟的確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但是歐洲現在金融危機，整個經濟陷入低谷對於中國産品的需求應該説呈直線形的下降趨勢。因為去年12月的時候，有幾個行業就反映來自歐洲的訂單數為零。同時從美國來看， 2012年是個大選年，從政治角度上來看，美國一到大選年一定要拿著保護國內就業來造輿論，我們注意到前幾天奧巴馬談話提出了美國也要學習中國的做法，對國內的企業也要進行補貼。美國也一直認為中國為了支持出口對企業採取一些補貼，其實我們現在出口退稅已經非常低了，甚至很多都已經取消了，我們國內對企業的補貼，我認為已經是比較少的。但美國提出對自己的企業進行補貼，也就是説通過補貼國內企業來降低國內企業的成本，降低價格來抵禦中國商品的出口。所以説，從美國這種大選年、歐洲經濟陷入低谷這個情況來看，2012年中國出口這塊應當説是不容樂觀的。

　　好的一面在於，中國在新興市場地區各個方面的關係還是比較好的，包括金磚四國，包括像非洲拉美這些市場。我們先期投入的業務佈局力量是比較大的，包括非洲一些國家項目建設、市場開發、我們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2012年在新興市場板塊上，有可能形成中國出口的一個亮點。當然歐洲和美國也是兩大重要板塊，但這兩塊上我們很難看到它能夠呈現出一如既往的增長，難度比較大。東邊不亮西邊亮，2012年希望在新興市場板塊的出口方面能夠呈現出新的起色。

　　歐洲只借錢解決危機，猶如“抱薪救火”

　　記者：近日，德國總理默克爾來華訪問，希望中國在歐債危機的處理中給予更多的幫助，甚至有媒體報道：“默克爾希望中國把超過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投入歐元區”，歐債問題是不是借錢就能解決？

　　郭田勇：歐債問題的確是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不管是歐債危機還是中國溫州高利貸危機、債務危機，包括美國金融危機，任何一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處理關鍵點就是要拿錢。債務危機就是現在錢不能還了，債務鏈條就擺在這兒，不往裏注入資金，整個社會信用鏈以及社會的生産秩序就很難恢復。

　　對於歐洲，問題是拿了錢以後會怎樣？這個是大家非常擔心的，歐洲這種生産方式、月消費模式我們很擔心。救歐洲就像古語所講，“以地事秦，如抱薪救火”，拿錢進去以後會不會也形成一種抱薪救火的情況？投進去然後燒光啦，這是我們擔心的。希臘為什麼會出現債務危機？其實要反思，它這種高福利、坐吃山空的模式跟歐債應該説關係是非常大的。歐洲各個國家政府為了取信於民，承諾非常多，財政赤字比較高，它們大量的錢用來提高福利，不上班也能拿工資也過的非常好，這樣的話就必然導致你這個社會産品沒有競爭力，整個國家收入沒有來源。

　　到底應該拿錢還是不拿錢？我們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要冷靜。當時在救歐洲的時候，我就提出，我們拿一二百億美元，不説借，就送給你了，這樣更能顯示出我們的大國風範。借給他總是擔心還不上，還不如送給它對我們更有利一些。第二點，名義上可以給政府，但是我們可以去收購政府手中的資産。比如，我們到希臘阿拉丁神廟，我們能不能拿來五十年的經營權？國家財産它不可能賣給中國，那給你一筆錢我拿五十年經營權來經營。

　　希望歐洲各方領導人不要僅就危機談危機，而要跳出危機看危機。包括這一次達沃斯論壇，歐洲的領導人始終把焦點認為是拿錢的問題，我們作為局外人，覺得這個問題不是這麼簡單。

　　一線城市房價要下降30%

　　記者：剛才您也提到，房價在2012年可能會繼續下行，那麼對於2012年房價下行空間您的預測是什麼？

　　郭田勇：2012對於地産市場來説，國家將繼續調控。總體來講房價在全國範圍內來看，下行20%左右應當是可以的。那麼全國下行20%意味著什麼呢，中國的房價其實就是一線城市漲幅最高的，二、三線城市比較小，到了縣級其實沒怎麼大漲，如果全國房價下降20%，可能意味著像北京、上海這些一線城市要下降30%，二線城市可能稍微下降一些，比如説10%、20%，因為三、四線城市本來就沒怎麼漲，也就沒有多少下降空間。

　　房價下跌對經濟的衝擊不要看的過於嚴重

　　記者：房價的下行，銀行業也曾做過壓力測試，那麼如果房價下跌20%--30%，對我國經濟是否會造成衝擊呢？

　　郭田勇：衝擊會有，但是不要想象那麼大。就像以前一談到中國股市就談股市大幅下跌會對經濟帶來多大衝擊、財富縮水等等。股市從六千點降到兩千點的時候，也沒看到股市對中國經濟帶來的衝擊到底會有多大。房地産對經濟帶來的衝擊首先也不要看的過於嚴重；第二，我們冷靜的分析，它對經濟確實有影響，比如説房價真正下跌30%的話，那大家會想到，建材、水泥，相關行業，包括家電、裝修，可能都會有負面的拉動。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一個前提，房價下跌30%以後，它不是下跌到30%。今年春節，北京、上海各大城市，房地産沒有成交量，房價下跌到30%以後需求反而會大量增加，對房地産、鋼鐵、水泥這些行業就變成一種正向拉動了，可能很多學者不一定考慮到這些問題。

　　對銀行來講，大家擔心房價下跌到一定幅度，銀行會不會出現不良貸款大幅增加的情況，這個的確是不排除的，所以銀監會要求銀行做壓力測試。我們從官方測試結果來看，監管機構認為銀行能承接到50%，至少從監管機構來看，問題並不嚴重，所以説房價下跌到什麼幅度取決於房價觸底的井噴點是在什麼地方。

　　我們判斷以全國平均降20%，一線重要城市降30%，這樣居民的購買力真正的居住性購房需求能夠大面積的得到釋放，房地産業才能夠再度的走向活躍，走向繁榮。這輪調控就是要把房價降下來，同時我們要擠乾投資和投機性需求水分，使得房地産業能夠建立在以自住型購房需求為主導的基礎上來，重新走向健康、走向繁榮。

　　通脹及GDP增速不確定性威脅2012經濟發展

　　記者：相對於2011年，您認為2012年當中，我們的經濟運行存在哪些隱患？2012年經濟的最大威脅在哪？

　　郭田勇：2012年從宏觀經濟上來看，通脹仍然有危機性，這是一個潛在性的，我們隨時要防備，另外一個我們擔心中國經濟出現比較大幅度的下降。GDP前兩季度可能會自然性的往下降，那麼第三季度我們希望是通過經濟結構調整以後，釋放出新的産能來推動它止跌。那麼也有可能出現經濟結構調整並不成功，這樣的話，GDP就可能持續性的往下走，這確實是很難接受的一件事情。如果真到這種情況，可能就會存在大幅度放鬆銀根來刺激經濟，或者繼續堅持這種調整經濟結構的道路。我們現在説起來比較容易，如果真碰到這種情況，從決策層下決心是比較困難的。那如果在GDP增長上，這種不確定性的，應該説也是一種潛在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