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此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了“五個堅持”，放在首位的就是“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提出的背景？如何評價近年來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的現狀？

　　郭田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這是一個真理，金融業是産生於實體經濟的，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有了融資需求，才有了金融業，因此，金融業從一開始就是為實體經濟而生的，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是它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現在強調這個事情不過是正本清源。

　　首先，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創新過度。金融産品衍生層級越來越多，結構越來越複雜，內在風險也越來越高， 且偏離實體經濟越來越遠。高度衍生化的金融産品吞噬了實體經濟，導致大量資金在裏面空轉，風險不斷加大，金融業創新過度出現了劍走偏鋒、脫離實體經濟的自 彈自唱。

　　其次，國內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不夠。中小企業融資難是多年來的一個痼疾，由於正規金融服務能力不足，利率沒有市場化，導致民間領域高利貸氾濫，這説明金融在服務實體經濟上存在很大的短板。

　　因此，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既要防止出現創新過度，也要防止在實體經濟某些環節上出現短板，對中國而言，後者更為重要。因此，我們應進一步降低金融機構準入門檻，發展中小金融機構，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從而使其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

　　《21世紀》：推進股權多元化，切實打破壟斷，放寬準入，鼓勵、引導和規範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被視為金融對內開放的重要標誌。您認為金融對內開放還有哪些工作需要推動？

　　郭田勇：監管機構對民間資本辦銀行一直有擔憂，十多年前我們搞過農村基金會，它是一個集資性機構，最後出 了很多問題。但其實農村基金會是在縣政府、地方政府主導下成立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間資本。而監管機構卻認為這是基層政府自己搞的，並沒有經過監管機構 批准成立，所以一齣事就把棍子打在民間資本辦銀行上，包括民間金融專業能力不足、會不會卷錢逃跑、辦銀行的目的是不是為自己企業搞利益輸送等，都是監管機 構的擔憂。這些擔憂不無道理。但看看西方國家，美國有八千多家銀行，不論大小都是民間資本在做。因此，我們不能戴著有色眼鏡，認為民間資本就幹不好銀行。

　　現在一説民間資本辦銀行，通常都是國有資本已經控股，再讓民間資本入點股、分點紅， 對經營決策的參與度非常低。但事實上，願意把金融業當作事業來做的民營企業家是很多的。因此，我們可以村鎮銀行為突破點，村鎮銀行不一定要由銀行發起成 立。在中國，大型國有銀行的發起人是中央政府，中小銀行、地方城商行的發起人是地方政府，倘若只有它們才能辦村鎮銀行，就意味著只有中央、地方政府才能辦 村鎮銀行。

　　只有國家和外資才能辦銀行，中國的金融業對內實際上是不開放的，這些年我們講“以開 放促改革”，但“促”的效果並不明顯。近年來商業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如美國銀行是建設銀行的戰略投資者；RBS是中行的戰略投資者，但它們最後都拋售 了，反而是非銀行戰略投資者，如新加坡的淡馬錫不僅沒有拋售，反而增持了國內銀行業的股份，這説明銀行也不一定比其它資本更可靠。

　　《21世紀》：當前大型金融機構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中國金融改革已進入深水區，“金融國資委”呼之欲出。從金融機構監管的角度來看，如何評價現有的“一行三會”模式？對於“金融國資委”應如何定位其職能？

　　郭田勇：只要有金融機構的地方就應當有金融監管，當前基層監管力量特 別是縣級監管力量確實較弱，如縣級銀監局一般只有三五個人員編制，而村鎮銀行、小銀行一般都設到縣、鄉一級，對它們的監管力量可能要弱一些。所以，我想中 國未來能否像美國那樣搞雙線多頭式金融監管，中央一條線，地方一條線。

　　現有的金融監管是“一行三會”，“三會”均設在中央，再往下派機構。那麼，在縣一級，對於中小金融機構的監管，能否發揮 地方金融辦的作用，因他們對地方情況更了解，在區域性、中小、小微型金融機構監管上更有優勢。另外，在現有格局下，央行在縣一級的人員比銀監局多得多，可 考慮充實央行的力量，再加上銀監局和縣金融辦的力量，共同把風險網布好。

　　中國的管理體制行政色彩較濃，政府對經濟主導作用較強。有人説國有金融機構群龍無首，得建一個國資委統一管理，但我不太同意這種説法。

　　首先，現有的國資委管央企，制定政策、發文、管幹部。但大型央企包括中石油、中石化都有自己的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管理層，因此政府作為持股人管理持股企業，一定要以低調為主。

　　這一點中央匯金公司做得就比較好，它也往各大銀行派駐董事，但只是以出資人的名義參 與決策，並不以公司名義給銀行發號施令。以公司化、市場化治理方式行使國有資本出資人職能，這是一種進步，也是一種方向。否則，成立金融國資委，以大股東 名義給工農中建等大銀行制定政策，給予他們優惠，這對其它地方銀行、小銀行也不公平，反而搞亂了遊戲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