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 斯賓塞

　　斯賓塞認為，中國未來10到15年裏，還能維持一個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

　　邁克爾斯賓塞 1943年生於美國新澤西州，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長和現任名譽院長。邁克爾斯賓塞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市場中具有信息優勢的個體為了避免與逆向選擇相關的一些問題發生，如何能夠將其信息“信號”可信地傳遞給在信息上具有劣勢的個體。2001年，與喬治阿克爾洛夫、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過去幾年中，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頻繁穿梭于兩個世界之間。一個是他生活和熟悉的世界；另一個由新興經濟體組成，他著迷于那裏的資源配置創新和革新，“像偵探一般”尋找著它們成長的奧秘。

　　2010年夏，在意大利海邊小鎮的酒吧裏，他把自己4年的觀察和思考寫進了新書——《下一次大趨同：多速世界經濟增長的未來》。

　　這位諾獎得主、現代信息經濟學的奠基人認為：自二戰以來，兩場平行而互相影響的“革命”在進行中：在西方，工業革命還在繼續；在後一個世界，經濟增長模式突然而迅速地擴張。一種收斂式的模式開始佔據主導地位。

　　“不對稱”的世界

　　1972年，29歲的哈佛經濟係學生斯賓塞困惑于一個現象——“市場上信息如此嚴重不對稱和氾濫，為何市場仍能運行呢？”

　　在博士論文裏，他以勞動力市場中僱主和面試者為研究對象，嘗試找出市場上信息流動的規律，研究市場是如何達到均衡的。“我寫下了一個模式。有30秒鐘時間我突然開竅了，意識到什麼是均衡理論，它的特性是什麼。因為我從不同的學術領域可以理解它們，我也發現了它與其他均衡理論不同之處。”

　　不知所云的昂貴廣告，商家的降價行為，政府以衰退為代價承諾降低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複雜到令人眼花繚亂的現代金融市場，發展中國家的傳統農業……這些年裏全球範圍內的主要經濟事件，都能運用斯賓塞的理論得到較為理想的解釋和驗證。

　　2001年10月的一個夜晚，斯賓塞在睡夢中被電話驚醒——朋友興奮地告訴他：皇家瑞典科學院秘書長正到處找他。當年，他和阿克爾洛夫、斯蒂格利茨共享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皇家科學院宣稱，他們“揭示了當代信息經濟的核心”。

　　斯坦福和哈佛的同事們一度擔心他離諾貝爾獎越來越遠了——學術以外的東西在“侵佔”他的時間和精力。上世紀80年代起，他先後擔任斯坦福科學和藝術學院院長、商學研究生院院長、名譽院長。他也是通用磨坊、耐克等多家上市公司和私人企業的董事。此外，他曾出任美國國家科學技術經濟決策研究理事會主席之職長達6年。

　　矽谷裏流傳一句話：“當斯賓塞説話的時候，整個矽谷在傾聽。”

　　至少，妻子朱麗安娜不這麼認為。如果她在閒聊中問他一個問題，兩天后才可能得到回復。“不是我不在傾聽，我是放下一切不停地寫。我想這對於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來説是常見的現象。”斯賓塞開始為自己辯解。

　　“所以我怎麼做呢？如果邁克問我問題，我3天才回答他。” 朱麗安娜嘴角露出狡黠一笑：“這證明我比他聰明。”

　　平行世界

　　2005年，半退休的斯賓塞參加了世界銀行一個旨在減貧的會議。

　　隨後，他和幾位友人&&成立一個獨立組織——“經濟增長和發展委員會”。委員會聲稱致力於“通過對過去15年經濟增長過程和結果的學習，為他們的同事、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和下一代的領導人提供有用的指導。”

　　一年間，該委員會聚攏了在各個新興經濟體中掌控經濟金融命脈的一批權力人物，名單中有印度計劃委員會副主席、印尼副總統、新加坡國務資政兼金融管理局主席吳作棟以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等。

　　在各個新興國家，斯賓塞興致勃勃地觀察所看到的一切，試圖理解這背後的運行機制。“通過一個人的眼睛去看這個世界，並且向大家解讀，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他尤為關注兩個世界之間知識和信息的傳遞，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學習過程，將之總結為它們贏得經濟高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譬如，30年前，當鄧小平認識到他們不知道如何管理市場經濟，“他向世界銀行尋求幫助”。

　　“學生們”搬用現代經濟學模型和框架中如此“不完整”和“不完善”，讓他驚詫。更令他驚詫的是，這群冒險家握著“一份殘缺不全、有時互相矛盾的航海圖”遠航，居然能順利抵達經濟增長的“新大陸”。

　　對經濟高速增長的癡迷，讓他看上去像個老派的“前經濟學家”。在另一個世界裏，他親眼目睹人們為讓後代擁有更多機遇而甘願做出的“巨大犧牲”。在他看來，關於幸福和財富的主流價值觀雖然在西方被挑戰，“對窮人來説，額外增加的1000美元有可能使他們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包容性”的視角和立場，使他博得了那個世界的領袖們的重視。

　　在中國，斯賓塞成為中央高層聘請的國際專家團成員。最近一次的工作，是對“十二五”規劃研究課題的成果進行匯總和評估。他也是總結報告的主要執筆人之一。

　　就中國經濟的癥結、如何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兩個世界的“雙贏”局面是否終結，本刊記者對斯賓塞進行了電郵採訪。

　　人物週刊： 為何你如此看重經濟的高速發展？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放下對GDP的執著，更多關注結構調整。此外，中國有可能保持GDP的持續高速增長麼？

　　斯賓塞：經濟增長是非常重要的。沒有增長，就談不上減貧和擴大機會。但這不意味著越快越好。中國領導人現在強調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可持續性，這是對的。為有效應對社會公平、環境和可持性發展方面的挑戰，“十二五”計劃明智地把增長目標降低到7%。

　　中國未來10到15年裏，還能維持一個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等國民收入到達或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時，速度將放緩。工業化國家年增長保持在2.5%，社會各方面都運轉得很好。所以增度放緩不可避免，但仍可能有可觀的增長，年增長在6%到7%左右。

　　人物週刊：要維持這种經濟增長，中國政府應該和不應該做什麼？

　　斯賓塞：在經濟增長中，中國政府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始於1978年的改革，首先就是允許市場和激勵機制在經濟中起作用，隨之取得很大成果，最受益的是佔主體的中國政府擁有的龐大資産，它有能力對教育和基礎設施進行投資。在這一方面，它比多數國家好。

　　公共投資還應該維持在高位，但應更多側重在基礎教育、知識和技術的投入。特別重要的，是要避免對低回報的公共領域和國有企業的投資。低回報的投資短期內能增加總需求，但最終會失去動力，使增長放緩。

　　另外，要對金融領域進行體制改革，引入市場競爭，這能避免市場或壟斷勢力的濫用。政府還應允許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産業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城市要成為主要的勞動市場，吸納來自廣大農村地區的富餘勞動力。沿海地區的工資增長是個好現象，這也會推動結構調整，升級到産業鏈中高附加值的環節。國內經濟和消費會大幅擴張，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匯率會繼續被管制，但會升值，這也會有助於結構轉型。這些政策相互作用，一起推動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模式轉型。

　　中國政府要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在現階段，民營經濟應在經濟中佔有更大比例。

　　人物週刊：中國目前國有經濟和私營的格局合理麼？在為私人投資創造環境上，政府該做些什麼？

　　斯賓塞：應該讓民營企業繼續快速增長，並佔更大的比例。國有企業也要增長，但不必以現在這麼快的速度。國企最需要的是良好的公司治理，並依據金融市場準則來進行投資。國有企業的大部分收入應該分給大股東——政府，以此作為政府收入的一部分。最主要的是，不應該保護國有企業不受市場競爭。所以，引入全面的競爭機制現在是極重要的。

　　對民營企業而言，關鍵是要有融資途徑。這要依靠金融行業的發展，對法律、法規進一步精細化，以支持行業發展。特別重要的，是確保新興企業、中小型企業在融資上不受歧視。

　　人物週刊：你對中國政府應對經濟危機的表現讚譽有加。現在看來，這些刺激政策的不良後果已顯現：通脹，倉促上馬的“鐵公基”存在著質量和安全隱患，銀行呆壞賬上升，更不用提其中的貪污腐敗瀆職。一些學者對此持批評態度，認為這是反應過度，浪費了資源，也延誤了經濟結構調整的時機。你認為呢？

　　斯賓塞：危機面前，你不能奢望在一堆好選項中挑挑揀揀。應對危機會帶來你不想有的負面後果。然而，多數批評者不能回答的是：置危機于不顧會不會更糟糕呢？

　　我認為中國政府的應對還是相當有效的：賒欠的大幅減少，政府在基礎建設上投入更多。我相信這將保護中國經濟避免其大幅下滑，並有助危機後的復蘇。

　　我們所看到的調控後遺症有：通貨膨脹、房地産市場泡沫、銀行不良貸款增加，以及政府債務增加。這些都是可控的，也在被調回平衡狀態。目前，政府債務不到GDP的50%，通脹也在回落。經常項目盈餘也在降低。不良貸款可以像過去那樣從銀行剝離出來。中國有足夠資源來做這些，也不會影響體制穩定。

　　人們現在擔心改革放慢了速度，在面對即將到來的結構轉型。我並不懷疑這場危機會影響中國結構轉型的節奏。現在似乎該重回這一議題。譬如，自危機爆發以來，匯率已連續18個月走平了。

　　人物週刊：你提到一個降低國民儲蓄率的方案：國有企業向股東分紅，作為大股東的政府把這筆分紅用於減稅、向公眾提供更多社會服務和保險。作為國際專家，中國決策層是如何回應你的意見的？

　　斯賓塞：其實，當局者和“局外人”都很清楚：本國的儲蓄和積累過高了，包括過高的外匯儲備和購買低回報的發達國家主權債。

　　有許多降低過剩儲蓄的辦法，都應考慮並實施。從家庭層面，提供更有效的社會保障以減少人們的預防性儲蓄。政府可以從國有企業分紅，並降低在那一塊上低回報的投資。政府可以把盈餘投入到減稅、提供教育和衛生醫療的服務上去。

　　人物週刊：諾獎得主保羅格魯克曼在上世紀90年代曾質疑東亞模式，認為“東亞奇跡”不能長久，也不存在“東亞模式”。“中國奇跡”能持續麼？或者有所謂的中國模式麼？

　　斯賓塞：這取決於你如何定義“持續”這二字。過去25年裏，亞洲國家的年增長保持在7%甚至更高，中國是其中最大的、也是發展最快的。它們的增長模式有異有同：日本早年的高增長模型基於全球技術和市場、大規模投資，以及以出口為導向。全球範圍看，目前只有5個國家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我也許認同一點：亞洲的增長模式並沒有明顯的特殊性，只是基礎模型裏的變量有一些區別。 但我也認為：如果有開放的策略、能幹的政府以及根據發展階段和國際經濟形勢調整的靈活政策，經濟增長能在相當長時期裏持續。但是，這不會是永遠的。

　　中國若能成功完成“中等收入轉型”，會像韓國在上世紀80年代所經歷的。中國的經濟規模更大、情況也更複雜，若能在資本、人力和經濟的技術基礎進一步深入，會産生更多來自內需擴大的經濟增長。

　　人物週刊：您如何看待“後發劣勢”？畢竟，模倣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要容易得多，並能在短期內獲得成功。長期來看，這會留下很多問題。中國的政治精英該如何主動做出選擇？

　　斯賓塞：沒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通常是那些還在抱著早年經濟增長模式不放的國家。這行不通，增長模式不得不改變。人們有時候不願意改變。如果這種情緒太強，老模式就會延續下去，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慢下來。

　　譬如，一個國家的人均年收入超過5萬美元後，在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上不再具有競爭優勢。中國的決策者也清楚這一點。這些行業最終將轉移(可能是先到內陸地區)，被更高附加值的産業所替代。這在中國沿海地區已發生。

　　最大錯誤是找到一個成功公式或模式，然後緊抱著不放。説到經濟增長，沒有什麼是永恒不變的。

　　人物週刊：西方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有13億人口的中國若邁入發達國家行業，對世界來説會是個災難。中國如何一邊追求自己經濟發展，一邊消除來自其他國家的懷疑呢？

　　斯賓塞：他們是這麼認為，但那是錯的。當經濟陷入困境，人們習慣怪罪于外部因素，真正的問題在自己家裏。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給發達國家帶來巨大的市場和經濟增長的機會。他們只需要做出調整，並參與競爭。

　　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持續性確實面臨重大挑戰：現階段，許多國家都有社會公平和就業問題；隨著亞洲(東亞和南亞)的經濟規模增大，能源和環境問題也會制約這些未來巨人(中、印)的經濟增長。

　　我想我們開始看到新一輪持續性增長模式的開篇了。這會影響到人口統計特徵，生活方式，城市和交通設計，能源利用或者商用、家庭住宅結構等等。這將涉及到教育、價值觀、前瞻性的政策以及長線投入。

　　人物週刊：您描繪了一種超國家的組織以維持全球的高速經濟增長，角色似乎超越目前的G20。考慮國家間的經濟利益、政治和文化衝突，這會像《舊約》裏的巴別塔一樣不可能麼？

　　斯賓塞：在社會穩定、公正和可持續性這些問題上，全球經濟有可能變得很糟。市場、增長和創新則是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如果不能處理好這些“軟肋”，世界會動蕩不安，曾帶來諸多益處的全球化可能會支離破碎。我們應該預想到這種場景，將之轉化為尋找合作型全球治理的動力。是的，我確實認為G20是一個邏輯起點，雖然它在這次危機中做得不夠好。也許，在發達國家間(特別是歐洲國家)解決宏觀失調和系統性風險上，它會做得好一些。

　　這是個巨大的挑戰。具有系統重要性的國家需要有決心，並在文化、規模、治理以及發展階段上有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