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生活成本走高農民工漲薪需求合理，一面是利潤下降企業反映“漲薪難”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黃艷黃浩苑

　　李松陳晨李俊義黃深鋼

　　來自重慶沙坪壩區青木關鎮的農民鄭曉羽，從2001年起就在江蘇昆山、浙江台州等地的電子廠務工，在2008年之後，他的工資由原先的停滯狀態穩步增長，今年初春達到了近3000元。但面對記者，他仍説，“相對於生活成本的漲幅，這樣的工資也不算高。”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在粵浙冀鄂陜渝等地調查發現，出現在東部沿海實體經濟領域的“用工荒”正向中西部內陸地區深度蔓延。一方面，不少企業處於利潤下行通道使其自身陷入經營困境，紛紛反映“漲薪難”；另一方面，生活成本走高令農民工漲薪需求合理合情。

　　在長三角、珠三角和中西部等地省市，本刊記者走訪了不同行業、不同規模的30多家企業。多位受訪企業主、基層幹部及專家反映，對多數企業來説，合理漲薪仍有一定空間。

　　來自用工成本加大的難題

　　在西部勞務輸出大省陜西，務工者對於漲薪有著“剛性需求”。本刊記者在西安各勞務市場隨機採訪了50多位農民工，他們絕大多數要求月薪在2000元以上。“西安現在的物價也不低，城中村改造讓我租房越來越遠、越來越貴。我想找一份穩定的工作，但如果工資達不到2500元，恐怕不會考慮。”農民工張新龍説。

　　從企業了解的情況看，原材料成本的不斷上升，市場形勢的複雜多變，令製造業企業大都處在利潤的下行空間，人工成本上漲給經營帶來不小壓力。

　　武漢天馬微電子有限公司是一家新成立的國資企業，該公司負責人坦言，雖然企業目前發展狀況良好，但用工成本的負擔“非常重”。“社保這一塊，武漢比上海、廣州、深圳的繳納比例都高，社保加上公積金佔工資的比重達30%。2000多人每個月的社保就是200萬元，這對新企業的壓力很大。”

　　在國內最大的車用齒輪生産企業重慶秋田齒輪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賀永林對本刊記者表示，齒輪行業屬於重工業，用工存在剛性需求。工人工資每年都在以20%的幅度增長，但毛利只有百分之十幾，支撐能力有限。“僅員工免費工作餐一項，一年下來就是500萬～600萬元。”

　　該公司人力資源部副部長張樹瑜補充道，目前公司每年的工資成本為1.3億元，已佔到企業全部生産成本的30%左右，原材料成本佔百分之五十幾。“研發投入每年都想要增長，也想升級轉型，但哪有錢啊？”

　　浙江省經信委最新發佈的《2011年度浙江省工業行業運行分析報告》顯示，近年來浙江省機械、輕工業、紡織等傳統優勢行業工資性支出增長速度繼續高於産銷和經濟效益增長速度。近年來不論是紡織服裝業等傳統行業，還是電子信息産業等高新技術産業，全行業薪酬福利漲幅普遍在10%～20%。類似的情況同樣發生在東部地區的廣東、福建，中部地區的湖南、湖北以及西部地區的重慶、陜西等地。

　　不正常的薪酬“角力”

　　黎建明常年在山西太原的建築工地幹活，這位來自重慶市銅梁縣巴川街道的農民工告訴本刊記者：“老闆拖欠工資總能找到理由，有時會説工程隊效益不好，工資過年後再發；有時會只發一半錢，另一半過年後補發，目的就是想套住你，迫使你第二年還得回到工地上打工。”

　　本刊記者走訪發現，近年來各級政府加大了為農民工討薪的力度，但農民工工資被拖欠的現象在一些地方仍時有發生。

　　受訪農民工説，農民工工資確實在增長，但有的企業卻想出“以計天工資代替計件工資、延長日工作時間、取消雙休日”等各種“怪招”，最大限度降低成本。一些建築工地上的鋼筋工、水泥工、鋼模工，勞動強度都很大，“天天一副倦容，滿臉都是憔悴，時間一長怎麼可能不出事故？”

　　同時，有的企業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以此降低用工成本，規避責任。

　　中華全國總工會研究室副主任王科説，目前全國存在2700多萬勞務派遣工。按照《勞動合同法》規定，勞務派遣工屬於季節性、輔助性、臨時性的用工方式，但現在已被許多企業“泛化”，例如移動行業的勞務派遣工甚至佔到65%。對企業而言，這樣的用工方式可以規避制度，但卻造成對職工權利的侵害，特別是對年輕勞動者傷害較大。

　　在部分省市，有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採用“裁員提薪”方式，用延長工作時間、減少工人數量等實現“留人”，此舉造成員工安全感降低、流動性增大、部分企業信譽下降，造成了新的失業群體。還有的企業為節約成本，傾向於用“熟手”，極力壓縮培訓成本，對農民工的培訓十分欠缺。

　　多位受訪的中西部企業主認為，穩定成熟的工人隊伍對企業發展非常重要，但成本上升、稅負較重、市場情況複雜多變造成的企業經營困難，是漲薪“有心無力”的主因。他們建議政府能“穩物價、保政策、減稅負”，企業則力求“更新設備、加快轉型、拓展市場、提薪留人”，而農民工能夠做到“遵守勞動合同、減少盲目流動”。

　　合理漲薪仍有空間

　　2012年初，全國大部分地區再次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幅度不低於10%。其中，深圳新版最低工資標準已于2月1日起開始實施。調整後，深圳市2012年全日制就業勞動者最低工資由1320元/月上調至1500元/月，漲幅達13.6%，為全國已公佈最低工資標準方案中最高。

　　受訪的一些企業負責人反映，由於勞動力成本增加而感到壓力大，增加的人力成本擠壓了企業生存空間，在外部市場萎縮、匯率波動下企業利潤將變得微薄。根據製造業基地東莞市有關部門的調查，受多種因素影響，企業經營成本短期內快速上漲。綜合平均上升了11.5%，微小出口型企業經營成本上升更達18%。其中原材料價格上漲是主因，佔企業成本上升的64.4%，平均上漲14%；其次是勞動力成本上升，佔企業成本上升的14.9%，平均上漲14.4%；再有是人民幣升值等因素，2011年以來人民幣累計升值超過4%。企業利潤空間受到進一步擠壓，企業利潤率普遍縮減2~3個百分點。

　　但是受訪企業家大都認為，合理漲薪仍在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對於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而言，勞動力成本普遍佔企業利潤的30%，已臨近企業承受能力的“紅線”，但大部分企業對合理漲薪仍持支持的態度。這些企業家表示，人力成本雖然是企業成本上升因素之一，但是相比原材料還不是主要的，所以不會一漲薪企業就倒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何宇鵬説，根據德國科隆研究所對全世界42個國家製造業小時工資的比較，中國排在第38位；我們製造業的小時工資水平是美國的1/10，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的工資既有競爭優勢也有上漲的空間。

　　生産禮品玩具二十多年的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廣東全宇工藝玩具有限公司總經理許松輝説，原材料價格、運輸成本、匯率變動等因素，都會影響産品出口的價格，唯獨勞動力成本以往未能成為我們與外商議價的籌碼。這是因為中國勞動力成本比重長期以來不合理所導致。漲薪實際上是調整了人力成本結構，有利於企業將勞動力成本的支出轉移到外貿議價當中。

　　不久前，蘋果公司委託美國公平勞工協會對富士康在深圳和成都的工廠展開“特殊和自願的審計”，調查其是否存在“血汗工廠”的行為。對此，多家受訪外貿企業認為，改變外商對中國供應商不合理壓價的行為，對提高勞動者待遇有直接影響。

　　對高新技術企業來説，勞動力成本目前佔其利潤比重在10%左右的幅度，漲薪對其壓力不大。生産導航設備的龍頭企業東莞市遠峰科技總裁辦主任楊軍凱説，企業目前沒有出現招工難題，實際上一線員工的起薪要高於最低工資標準200至300元，這是企業自動核定各種生産要素之後的決定，而且在一線員工的工資提到1300元至1500元都是比較合理的。

　　由於廣東省今年尚未公佈調薪方案，企業仍可以執行110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但本刊記者在廣州、東莞等地的採訪中發現，大部分企業已經自動將最低工資調至1300元。東莞市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大朗分會副監事長李傑枝説，大多數企業家認為，穩定的外貿市場、高位運行的物價及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更影響企業的生存。只要市場還在，企業就有消化漲薪的空間。

　　進一步提升公共服務水平

　　多位受訪專家及企業主認為，在農民工工資的構成中，收入完全等於工資，沒有包含基本的公共服務，造成了勞資雙方的負擔沉重。

　　何宇鵬説，比如教育，農民工子弟的讀書問題在其工作居住城鎮解決不了，本該由當地政府承擔的義務教育責任就變成了個人承擔。如果由個人承擔，農民工必然要求漲工資，這是個人及家庭生活成本決定的。

　　楊軍凱説，由於工廠附近的治安不好，為了員工的人身財産安全，公司與村委溝通，最後決定以各承擔一半的形式增加崗亭。建設崗亭的錢，聘請治安員的錢企業都承擔了一半。

　　再如，現行社會保障計算方式不夠合理，增加了勞資雙方的負擔。社保金是按照城鎮職工上年平均工資的60%去計算，但對於農民工個人來講，其工資收入只相當於城市職工的55%，比參照線還低，保費偏重。

　　何宇鵬在武漢對工人工資所做的一項調查中發現，去掉加班工資，工人拿到手的就是最低工資。工人所需要的其他城鎮社會服務均須個人購買，這實質上降低了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打工的收入除去必要的開支，勞動者已經存不下什麼錢了。武漢的調研表明，一個農民工個人繳齊職工社會保險，一年要承擔2000元左右的“五險”，相當於農民當年人均純收入的1/3，那是很高的水平。

　　而從企業的角度來看，30%的繳付比例乘以上年平均工資的60%為18%，如果人工成本在利潤裏面佔20%的話，這一部分就要去掉3.6個點的利潤，但大部分中小企業盈利水平還沒有達到5個點，如果照此執行的話，企業就意味著有可能要負債。因此，受訪專家建議，擴充社會保險，將公共成本降下來，緩解農民工對工資的訴求，給企業更大的迴旋空間。

　　在受訪專家看來，應要求企業提供更多明晰的勞資信息和數據，以便掌握企業和行業的成本分析和利潤情況，為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提供談判依據，也為政府最低工資標準制定以及財稅制度調節提供研判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