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而重要的首腦外交

當代國際社會，首腦外交作為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解決重大國際問題和矛盾、緩解危機衝突等方面，作用日益顯著。因而，首腦外交受到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大國尤其如此。

首腦外交並非近期才有的“國際事件”，但現代意義上的首腦外交，卻是最近幾十年才出現的新生事物。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的1945年2月11日，英國、美國、蘇聯三國首腦丘吉爾、羅斯福、斯大林，在雅爾塔舉行會晤，討論戰爭和戰後世界政治秩序問題。這次會晤開創了當代首腦外交的先河。

1953年，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下院就英國的外交政策發表演講時，首次使用了“首腦”一詞。兩年後，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首腦在瑞士日內瓦召開會議，西方新聞媒體早在會議召開之前，就開始頻繁使用“首腦外交”一詞。從此，“首腦外交”登上國際政治的大雅之堂，逐漸成為被人們所熟知的外交現象。

不過，在二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兩大陣營大國間的首腦密談，才被稱為“首腦外交”。因而，它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外衣。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首腦外交的逐漸實現公開化。如今的首腦外交，一般是指所有國家及國家集團的政治首腦們為解決雙邊、多邊關係和重大國際事務，以正式身份公開、直接參與的個人外交。在形式上，當前的首腦外交包括：雙邊或多邊、正式或非正式的會晤與談判；國事訪問、友好訪問；首腦之間的通信、電報、電話及熱線聯絡等。

首腦外交通普遍具有參與者地位特殊、效果直接、涉事重大、決策和執行迅速及時，以及關注度高等特點。其主要作用包括：領導人之間坐在一起溝通交流，可以直接闡明各自國家的國家利益、對外政策等，有助於相互間減少誤判，避免錯誤決策；國家領導人之間若通過首腦外交建立起較好的私人關係，有助於推動國家間關係的發展，進而促進雙邊和多邊國際事務的解決；即便對立國家之間的首腦外交，也有助於澄清立場、消除分歧，避免危險局面；有助於外交政策的高效決策和執行；取得普通外交途徑所達不到的效果和影響……

首腦外交推動中美關係發展

全世界的專家學者都承認，中美兩國的關係，正在成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時間往前追溯，“最”字應該去掉，但“重要”永遠存在。這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抗美援朝之後，中國的國力雖然長期不能擺脫貧弱，但中國的大國地位從未丟失過。因而，中美首腦外交的歷史一直備受矚目。

1972年，在經過一系列複雜、戲劇般的外交安排之後，美國總統尼克鬆開啟了震驚世界的訪華之旅，在北京與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會晤。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美兩國首次舉行首腦外交，兩國關係的大門歷史性地被打開了。這扇大門的開啟，離不開一個大背景——兩國都面臨蘇聯的威脅，需要共同應對。這次中美首腦間會晤，為兩國關係朝著正常化方向前進，打下了堅實基礎。

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建交之後不久，鄧小平應卡特總統的邀請到訪美國。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領導人首次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太平洋兩岸的兩個大國，從此走上了雙邊關係發展的快車道。受此影響，西方陣營的一大批發達國家紛紛效倣美國，與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此後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所需的外部國際環境，以此為基礎，迅速得到改善，並逐步變得更加穩定、良好。

1997年，江澤民主席訪問美國，與美國總統克林頓舉行會晤。第二年，克林頓總統回訪，在北京與江澤民舉行會晤。這兩次首腦外交，在中美雙邊關係史上同樣具有重大意義——把兩國關係全面帶出了20世紀末以來形成的低谷，兩國開始發展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改革開放再次實現提速，並於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

2005年，布什總統訪華；2006年，胡錦濤主席回訪。中美兩國的關係得以持續發展，一度被布什總統成為“有史以來最好”。2009年，奧巴馬就任美國總統，當年即對中國進行訪問，與胡錦濤主席及其他中國領導人舉行了會談。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再次來到美國，再度與奧巴馬總統會面。在兩國首腦的推動下，中美兩國在建設性合作關係的道路上紮實前行。

如今，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進行舉世矚目的“莊園會晤”，為兩國新型國家關係做出定義和安排。這又是一次必將載入中美關係史冊的外交事件。

 外媒：中美關係迎來“毛澤東—尼克松”時刻

6月5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網題為《中美關係迎來“毛澤東—尼克松”時刻》的文章稱，打破中美外交常規的“習奧莊園會晤”，將對中美關係産生重要、積極的影響。

該文認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將於本週在美國加州舉行“莊園會晤”，這是一次打破外交常規和禮賓凡例的中美峰會，對於兩國規劃和把控未來數年雙邊關係發展走向，具有極為重大的歷史意義。

雖然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作為一種正式理念和官方表述是近幾年才提出的，但從其精神實質而言，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歷史開端卻可以追溯至40多年前毛澤東和尼克松(尼遜)的會晤。

毋庸置疑，與1972年相比，今天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和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語。無論如何，中美兩國領導人需要以超越前人的全球視野、戰略格局、歷史遠見和政治智慧，對未來數十年的中美關係進行“再定義”。人們期待著“改變世界的莊園會晤”和一份非凡的《加州聯合公報》。

説到底，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為的是“避免戰略對抗”，其核心在於管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競爭性共存”關係。儘管兩國高層領導人不斷強調穩定、積極、合作的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認也不應回避的事實是，外界普遍認為，中美戰略競爭關係已然存在，中國已成為美國的主要戰略對手。

無論如何，中美建立非敵對性關係是兩國的唯一選擇。在一個“大國戰爭你死我也不能活”的時代，兩國除了合作之外似乎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40多年前，毛澤東和尼克松的會晤標誌著中美關係的“解凍”；而今日的習奧特別會晤則有望“重塑”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並向世界展現中美能夠保持戰略克制，並以積極姿態解決各種難題的強大政治意志。

中美相向而行才不會錯過對方，過去中美要靠“反對什麼”走到一起，如今則需要更多從“建設什麼”的角度化解分歧、凝聚共識、規劃合作。在這樣一個“毛澤東—尼克松”時刻，中美已然意識到，應對共同挑戰的最好方式就是合作塑造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