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火車票實名、買菜刀實名為代表的“實名制時代”後，我們迎來了一個“搖號時代”。上學擇校要搖號、買車上牌也要搖號、購買保障房要搖號……日前，東莞一小學規定，學生在校午休午餐需搖號，搖中的150名學生可留宿學校用餐和休息。校方回應，此舉是因學生擴招，而資源有限。

　　從搖號等管理手段被廣泛複製，可見公共治理者對手段的迷信。搖號，只是管理的手段，在某些領域也能發揮效用，但不是萬能的膏藥。社會管理理念的簡單粗暴，正是孕育“搖號依賴”怪胎的土壤。

　　搖號被廣泛複製，恐怕是源於資源緊缺和分配不公的背景。正如“午托”本是公辦學校的義務，公平教育、路權等公民權利的實現，繫於政府的責任。但囿于資源緊張，管理者只好以搖號手段對有限的優質資源進行分配，以緩解民眾的公平焦慮。

　　但搖號手段，只能製造機會公平，卻無法消弭資源配置的均衡化。要實現公平，最終的解決辦法還得回到資源擴容和分配機制上來。比如，無法履行“午托”的義務，學校也不能把難題拋給家長。搖號的本質，就是犧牲部分人的權益，去滿足另一部分人的權利實現。校方理應正視義務和職責，提高服務的能力，避免資源配置只覆蓋一部分人。

　　不可否認，資源尤其是許多必需品，分配時“僧多粥少”，是種常見的情形。學校的宿舍、食堂資源或許本就有限，在學生擴招的情境下更是捉襟見肘。但此時，較之於“把蛋糕劃分均衡”，更重要的是“把蛋糕做大”。若資源供給跟不上需求的增長，那在分配上，難免會顧此失彼。設想一下，假如學校中廁所不夠，採用“搖號”方式解決，許多學生豈不是要被憋死？

　　只顧管理的便利，製造虛假公平，而不從根源上去消除矛盾實現公平。如此，管理恐怕永遠無法與民眾訴求相契合。“搖號”對應的舍本逐末脾性，凸顯的是某些社會管理者的短視與狹隘。當搖號決定了資源的流向，那些落選者勢必産生“相對剝削感”，公平也無從談起。

　　學生的基本權益，不能由抓鬮、搖號來決定。在對“搖號”的迷信和依賴中，公共治理難免出現“割肉補瘡”，難免會出現“隔靴搔癢”。並且管理方式的簡單粗暴，也正在不斷製造新的權利淪陷區，製造新的矛盾和不公。可想而知，“搖號時代”是在製造治理的乏術和平庸。迷信手段則缺乏理性，急功近利則無視義務，在此情景下，公眾治理當體現出更多的智慧與張力，保障民眾的基本權益，而不是以速成的治理術來追求執行成本的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