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兩則關於“做好人”的新聞: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76.1%的人坦言現在社會做好人好事的環境差(其中39.1%的人認為非常差),77.9%的人直言在當下社會做好人的成本高。(5月22日《中國青年報》)另一個是,鄭州市300多位愛心車主堅持的“愛心順風車”活動,半年多來一直得不到市民信任,倍顯尷尬。(5月22日《人民日報》)

　　不難看出,“好人”們遇到的最大難題,不是自己時間、精力甚至物力、財力的付出和犧牲,更多的是來自社會和公眾的不理解、不信任、不支持和不配合。那我們該如何看待“做好事成本高”和“獻愛心遭冷遇”現象呢？

　　從理論上講,在中國由 “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進化的過程中,出現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和不信任,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在“熟人社會”中,人們活動和交往的圈子相對狹小,除了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具有姻親關係的姑嫂嬸妗之外,就是長期以來幾代甚至幾十代人都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街坊鄰居,在這樣的群體生活中,“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這是“熟人社會”的典型寫照,個體便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作姦犯科,否則“作惡”者就很難繼續生活在這個群體中。因而,群體成員一般不需要設置過高的防線,相互信任度高。而在“陌生人社會”情況則大不相同。彼此之間互不認識,多為一面之交,既不知其姓名、工作及單位,更不知其人品、動機和目的,人們為了避免冒險,出於保護自身安全的本能,首先表現出懷疑和不相信,這是顯而易見的,符合人的本性,否則反倒覺得不正常了。

　　鄭州的“愛心順風車”之所以不被理解和信任,原因就在於此。試想,即便車上懸挂各種愛心組織標誌,但一方面真假難辨,社會上假冒事件遍地皆是,誰能保證你這輛“愛心車”不是假冒呢？另一方面,一旦上車,單個搭車人相對於駕駛機動車快速行駛的司機而言,顯然處於明顯劣勢,萬一司機有不良企圖,搭車人難以應付。這也正是有人上車後立即下車的根本原因。這同樣也是“做好人成本高”的基本成因。道理也很簡單,正因為陌生人不輕易相信有人會做好事,所以對自稱做好事或者聲稱做好事的人保持懷疑和警惕,甚至諷刺和挖苦,必然徒增“做好人成本”。

　　如何化解這一社會尷尬呢？在筆者看來,公眾和市民不信任“做好事”者,關鍵在於他們無法從內心確信站在面前的 “好人”是否是真心做好事。我認為,提高公民社會的組織化程度,是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可以起到藥到病除的作用。各種愛心人士切實組織起來,組織化群體化,讓單個人的行為都成為組織活動,而且接受政府的登記和監管,建立嚴格的入門制度,也能讓公眾相信接受“愛心服務”沒有任何危險性。城市公共出租車系統就是這方面的優良典型,其運作模式值得“愛心人士”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