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都記者得到一份大亞灣區政府于本月11日印發的內部文件，大致內容是，為了鼓勵媒體記者、全區通訊員對大亞灣區建設的成績成就的正面報道，設立獎金重獎媒體記者和通訊員。其中中央級媒體每篇報道最高獎一萬元，而市級媒體最低可得100元。(4月26日《南方都市報》)

　　《南方都市報》報道大亞灣區重獎正面報道的新聞，記者會拿到多少獎金？這也算幫你“正面宣傳”，並且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與評論跟進。如果筆者這篇拙作能夠見報，是否也可以拿到獎金？這樣一想，心裏樂開了花。在低稿費的背景下，能夠拿到政府部門的獎金，可謂“天上掉餡餅”。其實，類似于獎勵正面報道在不少地方都有，獎金或多或少。説句存私心的話，作為一名新聞記者與時評寫手，自己的勞動價值與勞動報酬，很多時候與稿費不成正比，政府適當給予補貼未嘗不可，但如此重獎正面報道恐有“負面效應”。

　　重獎正面報道，有“花錢買宣傳、買報道”之嫌。“為獎勵而寫稿”可能成為記者及通訊員的動力。有動力當然沒多大問題，就怕成為“劣動力”，將記者的責任與良知染上銅臭，為三斗米折腰，被孔方兄俘虜。如果“新聞眼”只看到好的一面，或者説，眼一隻眼看到“正面”，閉一隻眼看不見“負面”，一味歌功頌德，甚至於無中生有、添油加醋、粉飾太平，如此一來，媒體的監督功能就會弱化，虛假報道有可能盛行，記者或出現選擇性失語和選擇性謬賞。要知道，見證歷史、記錄時代、揭示真相、傳播希望……這些都是記者的職責，一個也不能少。

　　再説嚴重點，重獎正面報道或有“封口費”變種之嫌。有一幕新聞媒體從業人員永遠不能忘記，也不會忘記。2008年9月25日晚，西部時報駐山西記者戴驍軍在山西霍寶幹河煤礦的一次驚險的拍攝，留下了中國新聞界恥辱的一幕：一場礦難發生之後，真假記者爭先恐後地趕到出事煤礦，不是為了採訪報道，而是去領取煤礦發放的“封口費”——多則上萬元，少則幾千元。類似的行為與現象並非煤礦“專利”。有的地方採取“封口費”等途徑試圖讓媒體“閉口”，也有的媒體拿了好處就“手短”，甚至伸手要“好處費”。

　　地方政府重視宣傳報道工作，就應該正確對待正面報道與輿論監督的關係，甚至對輿論監督要“高看一等”“厚待一分”。平心而論，各級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越來越重視輿論監督、媒體監督，並且在接受監督上表現出“制度誠意”。“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從新聞媒體的職能與功能來看，新聞媒體是民眾知情權的重要載體與途徑，是輿論監督的主陣地，是傳播正義、弘揚正氣的輿論工具。重獎正面報道，釋放出對負面報道與輿論監督“軟抵觸”的心態，要不得，不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