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特稿（網絡新聞聯播記者 李文學報道）真正的冬天來了。凜冽的寒風裹著漫天的雪花，像一個魔鬼，吞噬掉北方外面僅存的熱度。

　　13歲的壯壯，很慶倖自己被及時送到了哈爾濱救助站，“要不得凍死”。這個來自黑龍江漠河的男孩，父母離婚，父親上山打工，自己一個人跑到瀋陽，認識一個同齡小偷，案發後被送到瀋陽救助站，又在11月27日那個大雪紛飛的夜晚來到了哈爾濱。

　　救助站臨時監護的性質決定，他只是這裡的一個過客，很快就會被送回漠河父親身邊。“天暖了我再出來”，壯壯堅定而又稚嫩的話語多少映射出當前救助工作的尷尬和無奈。

　　救助站的存在是為了消滅救助，但目前救助體系單一、缺乏執法依據、相關部門職能交叉混亂等現狀，決定了這將是一個漫長而又複雜的過程。

　　只有一台車 不到40人滿街跑

　　2003年掛牌的哈爾濱救助站，曾有過無人可救助的苦惱期。隨著人們逐漸了解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很快出現“爆棚”現象。2006年末哈爾濱救助站搬入七層高的新大樓，一下能住150人，管理人員和服務人員也達到了110人左右。

　　站裏的宿舍乾淨整潔，有四人間、十人間和十二人間，還有休息娛樂大廳，隨時可看電視，還設有衛生所，可簡單處理皮外傷和感冒發燒等。受助人員每餐兩菜一湯，管夠吃，有時會有小灶，每月伙食標準是三四百元。“吃得挺好，也很暖和。”壯壯很滿意。

　　“站裏最多時住過70多人，但還有兩層樓閒著。”哈爾濱救助站副站長張岩峰説，“現在平均一天能接送二三十人，有時五六十人。”記者採訪當天，站裏只有包括壯壯在內的3個男孩，和10個成年人。“生病的不住在這，我們給送到醫院，雇護工看護”。

　　全站110多人中，有一部分被下派到各區分站，每個區3至4人，5個區不到20人，加上站裏的10多位管理人員，這就是整天在街頭巡視的隊伍，“不到40人，這麼大個哈爾濱怎麼跑得過來。”張岩峰説。

　　更讓張岩峰為難的是，全站只有一台車，還是去年民政部撥下來的11座救助專用車。“我們是車改單位，原來的12台車全被收上去了。”張岩峰説，沒辦法只好長期雇了一台車，忙不過來時再臨時雇車，一次60至100多元不等。

　　在接受採訪期間，張岩峰接到北京救助站電話，當天晚上有個黑龍江籍的流浪乞討人員被護送回來。“下半夜到，這麼大的雪，雇車去趟火車站，最少得也一百多塊。”

　　令他欣慰地是，曾經讓救助站難以為繼的經費問題，在國家的重視下，由中央財政撥款，已經解決了，“只能用於受助人員的醫療救助、伙食補貼、服裝採購、護送返鄉，和兒童教育等方面。買車肯定不行，即使有人捐助車輛，養車的錢也沒地方出。”張岩峰無奈地説。

　　面對“四難” 救助站也需救助

　　雖然經費夠用了，但救助難、甄別難、管理難、安置難，還是天天困擾著張岩峰。

　　“街頭救助是最難的，不是我們不管，是他們不接受我們救助。”張岩峰説，“那些流浪乞討人員多是職業的，想不勞而獲掙點錢，以此為生，但沒違法。我們本著自願求助、無償救助的原則，他們不願來，我們也沒招，只能勸他們走，不走我們就在旁邊看著，他不好意思就走了，但可能換個地方又乞討了。”

　　受助人員進站後要先到接待室登記，錄指紋，然後送到站裏相應區域，洗澡、領洗漱用品、換衣服、找床位。管理人員會仔細詢問找出他們戶口所在地，做到從進到出都有去向，有檔案。但這些人很大部分是智障人員、殘疾人、老年人、兒童，找出他們戶口所在地特別困難。“再困難也得做，沒有什麼先進的手段。”張岩峰很執著。

　　除了正常受助人員，還有一些人裝成錢包丟了、遭搶劫，甚至裝成殘疾人，到救助站來騙吃喝、騙住宿、騙取火車票，最多一年有200多人，侵害了正常受助人員的利益。

　　記者還在站裏發現了一名叫耿煥江的農民工，來自呼和浩特，在哈爾濱建築工地當力工，幹了半年一分錢沒得到，討要工錢時被老闆打出門外流浪街頭，25日被解救，説不了幾句話就落淚。“討不著工錢的農民工到這已經很普遍了，我們去年就救助了1200多名。”張岩峰説，還有一些被打擊的傳銷人員，沒錢了也來求助。

　　在安置方面，有的受助人員出來幾十年，家裏戶口早被登出，又沒什麼親人了。救助站把他送回去，當地又不接。“很多地方不按救助管理辦法哪流出哪安置的原則執行，不給人恢復戶口。”張岩峰説，沒辦法他們只好讓其繼續留在站裏，最後報送到福利院。

　　救助的最終目標是要減少救助

　　面對受助人員增多的現象，僅僅依靠救助管理站單打獨鬥，恐怕很難獨立承擔起救助職責。實現社會聯動，不失為保證救助工作良性運轉的一條途徑。

　　張岩峰認為，對流浪乞討人員不應只是民政一家管，應該政府主導、民政&&、部門配合、社會參與。每年春季、冬季，他們就會與公安、城管溝通協調，針對重點區域和重點人員聯合行動，效果很好。目前他們再次聯合，每天對車站碼頭、繁華地區、地下通道、橋梁涵洞等區域實施巡查救助，“沒發現流浪乞討兒童”。

　　“現行的救助管理條例很多地方沒理順，相關部門的職責區別不是很清楚，具體執行人員有很大困惑，現在要重新修訂，希望儘快出臺，讓各部門的溝通和協作常態化。”張岩峰很是期待。

　　張岩峰認為，現行法規無法全面覆蓋實際救助對象，像近年來在救助站出現的農民工等群體，按規定不在救助範圍內，但他們又確實需要救助，相關部門應對救助範圍進一步細化補充。　

　　目前，哈爾濱現行的救助體系還是民政一家，未來是否會鼓勵社會組織和個人加入進來，目前還不得而知。

　　“對職業乞丐，現在我們缺乏執法依據和手段，應該強制性遣送回原籍，交給地方政府。但這樣也不妥，我們這麼大個國家，就容不下一個乞丐嗎。”張岩峰很矛盾。

　　張岩峰的矛盾，只是救助管理中的矛盾。怎樣減少甚至杜絕受助人員的出現，顯然還得從源頭抓起，原始地社會保障體系健全，就少有人員流出，即使流到各地也有著全面立體的救助體系助其返鄉。這樣一個循環，看似簡單，卻需要全國一起努力。

　　而作為個體的我們，在避免成為受助人的同時，也不要去製造受助人，勇於承擔自己的責任，照顧好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同時要有愛心，及時救助那些需要救助的人。尤其是那些離婚的父母，不要讓壯壯的悲劇重演。

　　離開救助站時，壯壯正歡快地與夥伴玩耍著，他還是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