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知青的優秀代表之一，邢燕子廣為人知。2012年，邢燕子已經72歲，而1958年她中學畢業後決定回鄉下從事農業生産時才18歲。因為父親是副廠長，邢燕子原本可以留在城裏，但她決定回鄉改變農村的貧窮面貌。

邢燕子並不是第一個下鄉或前往邊疆的城市青年。最早一批志願前往邊疆地區墾荒的，是北京石景山區的五位青年。1955年8月，北京石景山區西黃鄉22歲的黨員、鄉長兼團支部書記楊華和李秉衡、龐淑英、李連成、張生等5名青年，聯名向共青團北京市委遞交了一份申請書，請求批准他們組織一個北京市青年志願墾荒隊，到邊疆去墾荒。

不久後，團中央接受了他們的申請，決定儘快組織城市青年進行“下鄉墾荒試驗”。同年9月4日，北京青年墾荒隊抵達黑龍江省蘿北縣鳳翔鎮的團結村，正式建立起“全國第一個墾荒點”。隨後，全國10多個省市的團組織，也相繼組織了50余批、約37000余人參加自願遠征墾荒隊伍。1956年一年中，全國就有近20萬名城市青年志願加入到了墾荒隊伍中來。

勞動力結構大調整

從1955年開始，新中國的城市就業和供給壓力就開始越來大。由於當時的城市工業與服務業發展剛剛起步，吸收勞動力的能力很有限，又有大量的人口需要生活資料。同時，由於社會穩定和教育普及，城市卻出現大量完成基本教育的青年，而高等教育又不具有強大的接納能力。據統計，僅1955年一年，全國就有57萬中學畢業生和236萬高小畢業生不能升學。

而與此相反，農業合作社廣泛興起的廣大鄉村，卻面臨勞動力和文化知識人才的匱乏，比如會計、保管員、掃盲教師，以及基本能夠學習農業技術的人才等等。

1955年8月，中央明確指出了這個現實矛盾，並要求各地青年組織來動員和幫助城市中小學畢業生“轉到農村參加生産和工作”。這年9月，毛澤東進一步肯定了知識青年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並於12月指示，“一切可能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下鄉上山”的提法最早出現在1956年。這年1月，中央呼籲城市的中、小學畢業後不能升學或就業的青年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參加農業生産。1964年，上山下鄉被列入黨和國家重要的日常工作範圍。1968年11月，中央提出知識青年應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同年12月，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最艱苦的地方，最艱苦的歲月

至1978年，共有近2000萬知青上山下鄉。對知識青年吸收最多的是中國的鄉村，知青的到來有效地解決了上述問題。

另一個大量吸收知識青年的地方，則是各地的生産建設兵團。知識青年的加入，很快改變了原國營農場系統人員構成的比例關係。據相關部門l972年統計，全國生産建設兵團共有職工 292萬人，其中知識青年近110萬人，約佔38%。

接收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最多的，是黑龍江、廣州、內蒙古、雲南4個兵團。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內蒙古兵團。1969年至1971年，內蒙古兵團接收來自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包頭、保定、上海和浙江等地知識青年共計98999人。

黑龍江兵團原有25 萬人的職工隊伍，但幾年時間內超量安置知識青年，使知青在在職人員中的比例達到了65％的水平。黑龍江兵團1968年成立至l975年底，共安置下鄉知識青年39萬餘人。

1968年2月北京首批55個知青前往雲南西雙版納的東風農場。雲南兵團成立後，這批知青大多轉入兵團。截止l974年8月，雲南兵團安置下鄉知識青年l0萬餘人。廣東墾區l968年開始安置知青，至1973年底，廣州兵團共安置知識青年11萬餘人。

甘肅農建十一師1964至1969年共接收知識青年1.4萬人。蘭州兵團成立後，農一師和農二師先後接收知識青年5300人。新疆兵團至1975年共接收近20萬餘人。江蘇、湖北兩個生産建設兵團各接收知識青年5萬人，安徽生産建設兵團接收知識青年3萬人，江西生産師和江西省屬國營墾殖場共接收知識青年8萬人，其他生産建設兵團、農建師接收的知識青年都在2萬人以下。

1978年12月，中央舉行了長達41天的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及其形成的決議成為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轉折。由於城市工業、服務業和高等教育的恢復與發展，大量在鄉村和邊疆地區長期從事勞動並接受訓練的知識青年，通過各種途徑被重新吸納回城市，為新的國家建設任務貢獻力量。

社會融合與知識流動

中國廣大農村是最需要發展的地方。早在邢燕子下鄉的時候，知識青年下鄉的意義就十分明確。對於廣大中國農村而言，大批知青的到來，就是為了消滅城鄉“三大差別”。在此後的近20年時間內，知識青年中有的成為鄉村民辦教師，有的成為“赤腳醫生”，有的成為農業技術人員，有的擔任生産隊會計、保管，有的走上鄉村各級領導崗位，成為農村發展最稱職的&&人。

大批知識青年的到來，不僅僅是增加了農業勞動力，更重要的是他們使原本思想封閉、文化與技術匱乏的鄉村，逐漸發生根本改變。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完成了知識與思想觀念短時間內向中國鄉村的傳播和流動，為後來政府執行農村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啟蒙和鋪墊作用，同時對於促進中國社會平衡發展，産生了巨大的歷史意義。

這種社會支援方式與平衡發展的觀念，使廣大城市青年對中國鄉村産生了深厚的情感聯絡。今年71歲的楊永青，青春時代在新疆石河子墾區度過，她見證了這種支援與平衡發展意識在新疆的成果。“我曾長期工作生活的新疆，在全國對口支援中，實現了突飛猛進的變化，使邊疆各族人民與全國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新疆的豐富資源也得到迅速開發，成為我國穩定的能源、糧棉基地，成為我國西部改革開放的橋頭堡。”

加入屯墾隊伍的知識青年群體的貢獻，不僅僅是兵團農業的發展，也為維護邊疆的安全穩定做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

而對知青自身來説，這一浩大的社會運動則成為刻骨銘心的個人歷練。他們在身心得到磨礪的同時，也最大限度地融入鄉村生活，了解到了最真實的中國鄉村與中國基本國情。正是這段經歷，使無數知識青年的思想與感情世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很多知青返城就業或進入高校學習後，成長為各個崗位的領導或技術人才，他們中的大部分早已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

在今天，“知青”已經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一種寶貴的品質和“資格”。從上海前往黑龍江建設兵團當了十年知青的吳祖康説，“作為共和國的同齡人，見證了我們國家的發展，見證了民族的苦難和復興。十年的知青生活讓我們懂得了社會、人民、友情、愛情，懂得了作為一個中國的年輕人對國家、對人民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王興中學畢業後下鄉生産勞動，也對那片土地産生了極深的感情。王興事業成功後首先想到回報他當年下鄉的第二故鄉。六年來他和一些老知青傾盡財力治理改造庫布齊沙漠，種植甘草2.3萬畝，文冠果7萬畝。建立了11萬畝的生態開發基地。如今，沙漠變綠洲，他還在堅定地走著沙漠之路。對於知青經歷的意義，王興概括説，“為國分憂、執著進取是我們這一代的知青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