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記者：中央機關是如何設立的，有何變化？張國燾和李達為什麼能入選中央機關？

記者：中央機關是如何設立的，中間有什麼變化？除了陳獨秀以外，張國燾和李達為什麼能入選中央機關？

王健英：“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是由一大代表舉手表決、大多數贊成選出的。陳獨秀雖然沒出席一大，由於他是最早與李大釗倡議建黨，並在上海主持成立發起組，張國燾、劉仁靜等均是他的學生，被代表們一致推選為委員、書記。

張國燾是北大學生中激進分子，五四運動時被推任北京學聯講演部部長，他最早與鄧中夏等組織平民講演團和長辛店鐵路工人夜校，組織成立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任書記，成立北京共産主義小組負責組織，成為李大釗主要助手，開一大時李大釗因事派他參加，開會時被推主持一大會議，選舉時當選為委員，應是自然形成的，他不是靠計謀投機當選的，搞“小組織”活動是1922年的事。

李達是留日本大學生，1918年5月反對“二十一條”時他率百餘留日學生返國到北京舉行請願示威。他較早攻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翻譯出《馬克思經濟學説》、《唯物史觀解説》等書，發表多篇宣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是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之一。1920年8月回國到上海，參與陳獨秀主持成立的中國共産黨發起組。11月他創辦主編《共産黨》月刊。1921年2月陳獨秀赴廣州，由他主持上海發起組工作，積極同各地同志聯絡。負責籌備、參與主持一大召開，他當選為委員，分工宣傳工作，也是自然形成的，得到代表們一致贊成。

記者：一大以後中央機關為什麼成立中央局，它有哪些發展和壯大的過程？

王健英：黨的一大時只有五十多名黨員，七個小組，故成立“臨時中央執委會”。9月後於上海成立了中央局，作為中央常設的辦事機關，成員3人，由執行委員兼。“中央局”是當時學習蘇聯共産黨經驗採用的名稱，由於中央執行委員人數多，且分散各地工作，不能住在一起，因此需要設有固定於一地的中央常設辦事機關。黨的二大召開時，全國黨員增為195人，成立了五個地方執委會，大會制定了第一黨章，規定“全國代表大會為本黨最高機關；在全國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機關”。並規定委員增為5人，候補委員3人，要求正式委員均在上海工作，未再成立中央局。1923年6月召開三大時，全國黨員增為420人，地方區執委會，特別支部超過10個，大會修改黨章，中央執委會委員增為9人，候補委員5人。由於黨的組織擴大，黨領導的工會組織迅速發展，黨決定同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任務加重，中央領導工作大為增多，必須設立固定的常設機構中央局，大會制定了中央執委會“組織法”（第一個）規定中央執委會“第一次會議，立即分配工作，並選舉五人組成中央局”。明確規定“中央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行使職權，由執行委員會選出委員長、秘書及會計三人。”中共三大後中央機關實行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委會、中央局的三級領導體制。黨的四大繼續實行這種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