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黨的指導思想上，是如何最終確立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正確的黨的思想路線的？

記者：那麼在黨的指導思想方面，又是如何戰勝其他錯誤思想，最終確定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正確的黨的路線的？

李穎：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在七大上，毛澤東曾把創造了的、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比作“香的馬克思主義”、“活的馬克思主義”。而把那種固步自封的馬克思主義比作“臭的馬克思主義”、“死的馬克思主義”。他指出，只有“活的”、“香的”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

其實，在中國這樣一個複雜的大國進行革命和建設，（肯定）會遇到很多複雜的問題。如果單靠背誦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理論，是不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的，而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黨內盛行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産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這麼一種傾向，黨內連續出現了多種錯誤傾向。

從建黨初期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右傾錯誤，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連續三次的“左”傾錯誤，尤其對中國革命造成危害最大的，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這些都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的危害，而毛澤東思想就是在同這些錯誤進行鬥爭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而且，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一個理論創新。

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極大的創新勇氣，以毛澤東為例，在大革命時期，他就對農民問題提出了很多自己獨創的新理論。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他也提出了自己獨特的創新性理論。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率部上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這又是“第一”，並且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這樣一種革命道路，這在全世界都是一種創新。

所以，毛澤東同志具有很強的創新能力。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這種理論的探索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上，他在做《論新階段》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樣一個命題。而且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撰寫了很多著作。《實踐論》、《矛盾論》，還有《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以及《改造我們的學習》等等，這一系列著作就表明在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澤東思想這一理論體系，已經具備了比較完備的形態。

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在與錯誤思想和思潮做鬥爭的過程中，全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有）了高度的一致。所以在黨的七大上，才很自然的通過了之前的一個整風運動，大家很自然的對毛澤東的地位有了一個充分的認可，而且全黨也很自然的強烈呼籲和接受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可以説是全黨同志通過革命實踐這樣的一個鬥爭、對比的過程的一種自然選擇，也是一個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