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為何中國共産黨“七大”拖延到1945年召開，距離“六大”間隔了十七年？

記者：從“一大”開始一直到“五大”，黨代會基本上是非常頻繁，一年一次，或者一年半一次，就是後人看這個會議和現在看“十八大”五年開一次，感覺這個可能有一些疑問，為什麼早期的黨代會如此頻繁召開？

李穎：早期基本一年一次。為什麼這麼頻繁，我想是不是一個（是）黨剛成立、人員少，開一次會相對容易，人要多了開一次特別難，（人少）開一次會比較容易，人好（容易）集中在一起；另外就是初創階段，好多事情我覺得都沒有定論，需要商量，也是一個摸索的階段。

記者：那就是説實際上這個密集開會的過程，到“五大”以後被間隔開了，從“五大”到“六大”期間，再從“六大”到“七大”之間這個間隔非常明顯和漫長，您説一下這種時間過程中對於當時的一個形式有什麼影響，或者是反過來説當時的形式對中國開這個大會有什麼影響？

李穎：“五大”之後，“五大”到“六大”這個還成。

記者：這個時間還差不多，“六大”到“七大”有點太過於漫長了，當時這個大會，或者是國民形勢對大會召開時間有什麼影響？

李穎：“六大”是1928年，“七大”是1945年，17年，最長的一次，這個確實是特別特殊，這期間發生很多事情。

先説發生什麼事情。這期間，其實是一直在準備召開“七大”，種種原因是一直沒開，拖了17年。這主要還是戰爭原因，各方面原因。“六大”是1928年召開的，“六大”之後兩年之中應該是革命逐漸走向復興，建立了以贛南閩西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另外又建立了好多革命根據地，都是“六大”以後，是1929年、1930年的時候。

但是後來大家也都知道五次反“圍剿”，蔣介石國民黨對我們根據地進行“圍剿”，這形勢就很危急，一直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開始長征。長征過程大家很熟悉。另外1935年1月份遵義會議，是偉大歷史轉折，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可以説是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

到了1935年了，到1945年還有十年呢，這期間大事特別多。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另外1937年“七七事變”，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了，這中間1931年還有“九·一八”事變，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産黨一個戰役連著一個戰役，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直到1945年4月份，這個就是德國法西斯面臨最後滅亡，中國抗日戰爭將要勝利的前夜“七大”終於召開了。這個時期我大概粗線條的過了一下，這期間其實一直想召開“七大”，1931年的時候，六屆四中全會就把“七大”作為全黨最不可延遲的任務之一提出來了。

記者：六屆四中全會？

李穎：對，1931年，以後屢次提出，而且中間1939年的時候就讓代表都選好，1940年很多代表就已經到達延安了。1940年一部分代表到延安之後，因為各地代表都來不齊，日期確定不了，好多代表就直接到黨校，學習或者重新分配工作。

為什麼這麼講？第一個就是戰爭環境，黨的主要精力還是領導全黨和人民軍隊進行土地革命戰爭，1937年之後就是抗日戰爭，打仗是最重要的，肯定是第一位的，這個是最主要的原因，一切都要以它為準；

第二個原因因為戰爭造成各根據地分割，就是咱們黨的所有高級領導幹部（也）基本上分散到各個根據地。我們怎麼開會，是不是得在一個地方開會？各根據地的人聚集到一個地方開會，這個特別難，所以這兩個原因造成了開一個會很難。

這些應該説是客觀方面原因，還有一個主觀方面原因，就是到1941年前後，毛澤東覺得要進行一次整風運動，就是全黨在思想認識上他覺得還沒有達成一致，因為從黨一創立就有陳獨秀右傾錯誤，以後又接連發生三次“左”傾錯誤……

記者：哪三次？

李穎：瞿秋白、李立三，最重要的給黨和革命事業危害最重的是王明教條主義錯誤。

因為都是戰爭年代，雖然六屆六中全會對鞏固毛澤東的領袖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也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但是在整個全黨的指導思想上確立一個正確的思想路線這還是很難的，所以這些或“左”或右的錯誤，在某一個時期或者某一個地區，有時候還在發生著作用；

另外就是抗日戰爭之後，咱們實施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現在不是講新的偉大工程麼？發展了好多新黨員，這些新黨員也沒有進行過系統的教育，老黨員也沒有進行新的教育，尤其是毛澤東覺得，全黨對重大歷史（問題）認識不一致，在這種情況下思想不統一，才覺得更不能急於召開“七大”，所以從1941年開始全黨整風運動。

整風過程中屢次討論召開“七大”問題，具體日期就不説了。也是因為戰爭原因，當時日本進行“掃蕩”，各根據地（代表）集中更難了，直到1944年六屆七中全會召開。這個會一共召開了11個月。當時毛澤東就説六屆七中全會有兩個作用：一個就是準備“七大”，另一個就是在會議期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就是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成員代替整個中央的運行。

所以這個日子我記得特別清楚，11個月以後就是1945年4月20號六屆七中全會結束，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就使全黨在重大的歷史問題上達成一致，就完成了對“七大”的最重要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準備。三天以後的4月23號“七大”才在延安召開。

過程就是這樣，主要一個是戰爭原因，不易集中，另一個就是思想認識上還沒有統一，還沒有達到高度一致，還有需要進行整風，一直拖，拖到了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