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定陸和來村務工人員，正向洪樹林描述港頭村的規劃思路。　　

　　徐定陸在烈日下疾步向前。

　　徐定陸上身穿著綠白相間的T恤，下身穿著白色七分褲，腳穿一雙白色的涼鞋。這身裝扮，在麗水市青田縣溫溪鎮港頭村，顯得格外惹眼。一路上，徐的同村好友紛紛與他打招呼。但跟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好友們都光著膀子，露出太陽暴曬後黝黑的肌膚。

　　徐定陸是青田縣的“華僑村官”。在做村官之前，徐定陸到過100多個國家。在國外創業30多年後，2008年徐定陸在朋友的力邀之下，開始了他的村官生涯。

　　在青田縣，像徐定陸這樣的“華僑村官”還有很多。在去年村級組織換屆選舉中，青田縣出現了59位“華僑村官”，他們都在國外有數十年的打拼歷史，視野開闊、思路活躍，帶回來了很多新理念。

　　帶來了財富增長了見識

　　青田縣是一個山多地少的貧困縣。因為地少，人均只有幾分地，導致糧食緊張。青田人漂洋過海，出國打拼，一切皆因貧窮。

　　青田縣方山鄉周岙村的“華僑村官”周亮洪，家中有5個兄妹，“那個年代，基本沒有吃飽過，為了過日子，路旁只要有空隙，就會見縫插針地種上地瓜。”周亮洪説，見縫插針式的耕種模式改變不了地少的根本局面，無奈之下，1987年，周亮洪開始出國打拼。

　　周亮洪去過巴西，但是在短暫停留之後來到西班牙。他在西班牙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餐館裏打工。後來又租了一間店面從商。可是經營並不順利，最困難的時候，連房租都無法支付，無奈只能把攤子擺在了地鐵口、公園內。“那時候，幾個月才做一個集裝箱的貨”。後來，生意越做越大，每個月都要做十多個集裝箱。如今，周亮洪的生意已經涉及貿易、地産，遍佈西班牙、南斯拉伕和浙江的湖州、義烏。

　　與周亮洪出國原因略有不同的是，徐定陸是因一場意外的大火走出國門。

　　30多年前，徐定陸在青田縣城經營一個家電舖子，後來，一場意外的大火把店內的家電付之一炬。

　　萬般無奈之下，徐定陸也加入了青田縣的出國大軍。在國外30多年的時間內，先後到過100多個國家，直到1999年，才在葡萄牙安頓下來，並成為一家大型娛樂俱樂部的老闆。

　　數十年的國外磨練，不僅給青田華僑帶來了財富，同樣也增長了見識。這也為以後的競選村官，奠定了基石。

　　一次，從西班牙的媒體上，徐定陸看到關於中國建設新農村的報道。於是2007年，徐定陸在一次回鄉探親之際，特意了解了新農村建設的情況。後來，在村內朋友的力邀之下，決定競選村委會主任。

　　頗懂策略的徐定陸，一邊返回西班牙，把俱樂部整體轉租，而另一邊，出資10萬元，把村裏的老年協會翻修一新。

　　就在徐定陸準備競選港頭村村委會主任之際，方山鄉周岙村的周亮洪、船寮鎮朱店前村的洪樹林等人也紛紛不約而同地開始返鄉競選村官。

　　青田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饒欽英告訴央視網記者，在2008年這次村級組織換屆選舉中，青田縣一下子涌現出36名“華僑村官”。

　　用實際行動去證明一切

　　“華僑村官”出現初期，爭議四起。

　　有村民認為，這些村官不僅資金豐厚、社交廣泛，更重要的是經驗豐富。而也有一些村民則認為，華僑離開家鄉數十年，自身經濟條件這麼好，能適應辛苦的村官生活嗎？放棄國外的生意，他們心裏平衡嗎？

　　“甚至還有村民懷疑我們是否做幾個月後，會偷偷跑回國外。”徐定陸説：“我聽到這些聲音，什麼都不解釋，只要自己實實在在做出些東西來，大家也就理解了。”

　　港頭村的小學建於80年代初期，年久失修如今已經成危房。在沒有政府任何支助的情況下，徐定陸發動在外國的朋友和當地村民，集資重新修建學校。村裏學校的負責人告訴記者，在學校讀書的村裏當地孩子僅30人左右，其餘的都是外來民工的子女。

　　“並不能因為我們自己的孩子少，就不去修建學校了。”徐定陸説。

　　在徐定陸的思維中，村裏的很多孩子都隨父母出國，在國外讀書，享受外國的優質教育，“我們要將心比心，為什麼我們不能同外國政府一樣，給外來民工子女享受同樣的優質教育呢？”

　　一名在意大利的同學得知情況後，出資50萬。徐定陸和其他兩位村幹部各出資3萬，其他村幹部各出資1萬……很快，700多萬的資金便籌集到位。

　　如今，新學校已經投入使用。

　　當地一位官員對記者説，“大家都比較佩服徐定陸，不管自己出資多少，能夠從民間籌集700多萬不是易事，有幾個人能夠做到？從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華僑村官的能量。”

　　出資20萬為村裏做規劃

　　讓新上任的村官周亮洪沒有想到的是，雖然村裏説在建設新農村，但卻沒有一份完整的規劃，“沒有規劃，那你要建設一個怎麼樣的新農村呢？”一個意外的事情，讓他更堅定了新農村規劃的重要性。

　　青田華僑發達以後，往往會把家中的土樓推倒翻新。因為在有錢之後，村民之間互相攀比，建房一戶比一戶大，一戶比一戶高。但是，建好房屋之後，人都回到國外，整幢新房人去樓空。房子翻新無人居住，成了青田農村一道特殊的風景。“村裏七層以上的民宅，空著的比比皆是。”周亮洪説。

　　有一次，周亮洪發現村民在重新建房時，依然按照老房子的面積建設。而老房子在建造時沒有規劃，佔地很大，留下的街道很窄。周亮洪上門勸説，但對方表示大家都在這樣建房。

　　這位在浙江湖州太湖南岸投資開發豪華樓盤的地産商人，第一次面對一個民宅犯難。“周岙村到處是新房子，卻沒有新農村。”周亮洪最終下了這樣的一個結論。

　　2009年底，周亮洪個人出資20萬元，委託浙江大學花了一年的時間，為周岙村做了一份《新農村建設規劃》。規劃中，包含了農業觀光規劃、景觀生態林業規劃等。　

　　在周亮洪的算盤中，水田依然種水稻，旱地用來種植經濟作物。但如何讓那些留在家中的華僑家屬去種植這些旱地呢？

　　“我準備自己先種，種楊梅，或者種從西班牙引進大櫻桃，讓大家看見利潤，再去發動他們種植。”

　　“如果到那時，大家依然不願意種呢？”記者問。

　　“那我就借錢給他們種，他們豐收了，還我本金不計利息，如果他們虧本了，就算了，一筆勾銷。”周亮洪説。

　　周亮洪的林業規劃依然需要時間來驗證，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擔任上一屆村主任的3年中，他改變了周岙村的交通。他自己出資70多萬，再發動朋友和村民集資100多萬，打通了周岙村下屬各自然村的道路，還專門開闢了村內各林業規劃點的道路。“要發展，先修路”，周岙村的這一發展基礎已經初現端倪。

　　在困惑中更加成熟

　　數十年的國外經歷，徐定陸印象最深的是，外國的農村都是小洋樓，生態綠化好，看上去很清凈優雅。

　　“優美的環境得靠大家一起努力，”徐定陸告訴記者，在很多國家，路旁都放著許多個大小不一的垃圾桶，有些是收集生活垃圾的，有些是專門收集玻璃和廢舊電池的。生活垃圾每天都會有專人收集，而其他的特殊垃圾，隔一段時間才有人收集。一次，徐定陸在俄羅斯的地鐵上看見一名老太太一邊吃瓜子，一邊把瓜子殼用紙包好，放入口袋。出了地鐵口，老太才把口袋裏的瓜子殼放入一旁的垃圾桶。“那時還很早，大概是上世紀90年代，人家就有這樣的環保意識了。”這名地鐵老太給徐定陸留下了深刻印象。

　　當上村官以後，徐定陸把這種垃圾分類制度也帶到了港頭村。在港頭村的街頭，可以看見數個垃圾桶並列排放，但桶內的垃圾並沒有分類。

　　徐定陸説，剛開始，他去勸説一戶外來民工家庭把垃圾分類，但遭對方的笑話，説他太超前了，“國內大城市的垃圾分類還沒有執行好，你居然對農村也提這麼高的標準了”。

　　“現在才我認識到，村民能把垃圾收集到塑料袋，再扔進垃圾桶就已經很好了。”徐定陸笑道，至於分類，還要慢慢推廣。

　　當地一位官員私下向記者説，華僑從國外帶回來的不僅是資金，還有先進的理念。但是，先進的理念最終在中國農村紮根，仍需要漫長的歲月。同時，“華僑村官”遭遇的這些困惑也並非壞事，村官們可以在困惑中更加成熟。

　　選民認可才能過關

　　青田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饒欽英告訴記者，很多年前，青田就有一些村幹部握有國外居留證，但他們絕大多數時間都在村裏處理村務，與其他村幹部沒什麼區別，“不過那時候，這類'華僑村官'僅僅是個別現象”。

　　在2008年這次村級組織換屆選舉中，“華僑村官”在青田縣密集涌現，全縣414個行政村，出現了36名“華僑村官”。

　　饒欽英分析，華僑回流的原因之一，是青田縣出臺了一些回流政策，吸引他們回家鄉投資。　

　　青田縣僑辦主任徐向春認為，“華僑村官”年齡大多在50歲左右，正進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他們在海外已經積累了一定的財富，而且兒女都已經成年能夠獨立發展，本人尚處在壯年期，以當村官來實現後半輩子的人生價值。

　　上一屆“華僑村官”的密集出現，無疑是一種榜樣的力量。

　　在去年初的農村新一屆村級組織換屆選舉中，青田縣涌現出59名“華僑村官”，比上一屆增加60％以上，其中有40人擔任村兩委的一把手，而且很多都是連任。這些“華僑村官”，大多集中在青田縣方山、山口、溫溪、鶴城等鄉鎮，而這些鄉鎮也正是青田華僑的發源地，因為當初走出去的人多，現在回來的人多了，村官出現得也多。

　　饒欽英説，當地領導外出考察時，接觸到一些在國外的青田華僑，很多人都表示將回鄉競選村官，“估計以後一段時間內，‘華僑村官'的數量還會上升。”

　　饒欽英錶示，青田縣組織部門還將繼續把好“華僑村官”的入職關口。無論多優秀的華僑，也要依法接受選民的檢驗，選民認可了才能過關，“不能因為你是華僑，就一定保證你當村官。”

　　當2008年，“華僑村官”密集出現以後，青田縣委組織部開始關注這一現象，並給予政策上的引導。

　　“主要是培訓，每年搞幾次，他們長期在國外，對國內的政策、法規了解較少，我們把這些給補上，告訴他們如何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履行村官的職責。”饒欽英對記者説，培訓的內容還包括宗旨觀念和理想信念的教育，還有“新農村黨務”和“如何當好村幹部”等內容。

　　同時，對於“華僑村官”想做的公益事業，青田縣組織部門會設法幫助他們以提高辦事效率，儘量把事情做成。

　　“華僑村官”模式值得鼓與呼　

　　面對青田縣的“華僑村官”回流現象，浙江省委黨校政治學教研部副主任董明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應該值得鼓與呼。

　　董明認為，“華僑村官”模式，其實是一種多方共贏的模式。對於村民來説，雖然我們國家在建設新農村，但是還在建設的過程中，很多細節還沒有完全落實。特別在一些公共物品的提供上，仍然不是很完善。

　　而“華僑村官”的出現，恰恰替補了地方政府的這些軟肋。比如，洪樹林投資新建村文化中心、周亮洪集資修路、徐定陸集資擴建學校。“這其實就是在為地方政府分憂。”

　　這些華僑50多歲的時候在國外已經達到了事業的一個頂峰，然後回到國內以“村官”的身份幫助和帶動農村發展。所以對“華僑村官”來説，這是一個很好的實現自我抱負的平臺。

　　董明還認為，“華僑村官”與本土村官相比，具有很多的優勢。最明顯的就是資金優勢、視野優勢，他們有世界的眼光，他們在西方，接受的是符合現代化社會發展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