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新網，轉引自：《瀋陽晚報》，作者：聞達，原題：《柳條湖事件”後日寇篡改歷史醜行一幕幕》

眾所週知，“九·一八”當夜，日本侵略者的進攻是從一聲爆炸開始的。

1931年9月18日晚10時20分，日本關東軍鐵道“守備隊”自行炸毀瀋陽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今哈大鐵路404公里440米處），並反誣中國士兵所為，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柳條湖事件”。“柳條湖事件”是“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索，也是日寇集結侵華的軍事信號，對日本侵略者而言，“意義”重大。因此，日寇佔領東北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柳條湖事件”的發生地點都被日本侵略者視作“風水寶地”加以“紀念”。

近日，本報文史顧問詹洪閣向記者展示了一組他近年收集關於“柳條湖事件”的老照片。這些日寇以“記錄”和炫耀方式拍攝下來的“寫真”照片，真實地記錄了日本侵略者美化戰爭的一幕幕醜行，成為他們血腥侵略不可抵賴的罪證——

第一步：製造假現場，死人穿軍裝

在詹洪閣的收藏中，記錄“柳條湖事件”最早的照片是他在日本的一本雜誌上發現的。這張標注著“鐵路·破片”字樣的照片，是日寇為了製造輿論、掩蓋侵略罪行而發表的。它清晰地顯示了“柳條湖事件”的發生地點，並用英文字母對事發地點各處進行了詳細標注。詹洪閣推測，這張照片應該拍攝于“柳條湖事件”發生後不久。

遼寧省九·一八戰爭研究會會長、中共遼寧省委黨校教授王建學告訴記者，“當初為了策劃爆炸，日寇動用了很多心思，他們調來了掌握專業爆破的工兵，爆破點和炸藥量經過了嚴格計算，既造成爆炸聲巨大的假象，又不影響‘南滿’鐵路的正常運行。爆炸發生不久，即有一輛火車通過事發地，結果火車只是稍稍晃動了一下，並沒有脫軌。”

為了欺騙世人，掩蓋侵略罪行，也為了能夠“自圓其説”，日寇還製造了假現場——他們將三具穿著中國士兵服裝的屍體，偽裝成製造爆炸的“兇犯”，並將此作為被擊斃的爆炸鐵路“兇犯”向外界展示。

但日寇製造的假現場漏洞重重。曾于1931年9月19日到瀋陽調查過事變的美國記者喬·畢·巴魯在戰後出席遠東國際法庭作證時表示，“中國士兵的屍體放在離路軌約五十碼到一百碼（約45.72米到91.44米——編者注）的地方，用鐵板圍起來。他們的頭部衝著爆破地點的方向。同行中的一個夥伴，調查了一具屍體，他見到的是一個沒有血跡，被放置了相當長時間的屍體。”

“如果是當場擊斃，屍體放了一天，怎麼可能沒有血跡？很顯然，屍體是在爆炸之後才被放上去的。”王建學説。

第二步：爆炸地點插上標誌牌

關於“柳條湖事件”，多年之後，參與策劃“柳條湖事件”的日軍頭目花谷正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説了實話：

“九月十八日夜裏，一彎明月落進高粱地裏，天色頓時昏暗下來。疏星點點，長空欲墜。島本大隊川島中隊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視鐵路為名，率領部下數名，向柳條溝方向走去。一邊從側面觀察北大營兵營，一邊選了個距北大營約八百米的地點。在那裏，河本親自把騎兵用的小型炸藥裝置在鐵軌旁，並親自點火。時間是十點鐘剛過。轟然一聲爆炸，炸斷的鐵軌和枕木向四處飛散。”

“‘柳條湖事件’是日本全面侵華的開始，也是後來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開始，對於日本軍國主義來説，這是一個標誌性的起點。因此，‘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人一直都在努力‘宣傳’這一事件，用來鼓動本國的戰爭狂熱分子，發動‘大東亞聖戰’。這種‘宣傳’是一步步升級的。”王建學説。

“九·一八”事變不久，為了“紀念”“柳條湖事件”，日本侵略者在爆炸地點立了一塊長條形木質標誌牌，上書“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支那兵線路爆破地點”。從詹洪閣提供的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見這塊木質標誌牌。

第三步：侵略罪行欲蓋彌彰

一塊單薄的木牌顯然不能做足“宣傳”文章。1938年，在當年的爆破地點附近，日寇又用鋼筋混凝土建造了一座所謂的“紀念碑”，併為該碑加上了寬大穩固的梯形基座。日寇不僅在基座正面刻了“爆破地點”四個字，還在碑後數米之外立了四個牌子，分別寫上“爆”、“破”、“地”、“點”四個大字，同時，原有的條形標誌木牌也一併保留。從遠處望去，整個碑就像是扎入底座裏的一枚炸彈，因此也被人們形象地稱作“水泥炸彈”或“炸彈碑”。為炫耀侵略罪行，1938年，日寇還同時建成了所謂的“北大營戰績紀念館”。

偽造的“歷史”不會長久。王建學告訴記者，抗戰勝利後，作為屈辱歷史的見證，“水泥炸彈”被中國軍民推倒，很長一段時間躺在地上無人關心。1991年9月18日，在“柳條湖事件”發生整整60年之際，瀋陽市在當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地柳條湖鐵路原址東側近處，修建了紀念性的建築——殘歷碑，並在碑體內和地下展廳建成了“九·一八”事變紀念館。“水泥炸彈”在一個居民區被發現後，被送到了紀念館。如今，它靜靜躺在“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大院的角落裏，作為一個展品，無言地昭示著日本侵略者那段欲蓋彌彰的侵略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