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杭州公交車上，因為一青年沒有給一名孕婦主動讓座，被孕婦同行男子掌摑。這次事件在網上引起討論，很多人並沒有譴責沒讓座的青年，而是批評打人者的粗暴行徑。讓座究竟是不是義務，社會對於讓座的態度又經歷了怎樣的變化，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讓座簡史。

　　談到讓座，首先要有公交。1906年，中國出現了最早的公交線路－－由比利時電車電燈公司運營的天津白牌電車線路，從此，我國步入了公交時代。而中國最早建設完善公交體系的城市是上海，1914年11月開通了無軌電車線路。1922年，公共汽車最早在上海出現。

　　隨著公交系統的發展和時代的推進，人們逐漸接受了這項新事物。使用的人多了，開始有人主動給老幼孕乘客讓座。但是這一切都是自願的行為，沒有社會倡導，也沒有他人的道德監督。

　　1934年，民國政府開始推行“新生活運動”，被譽為“國之四維”的“禮義廉恥”成為新生活運動的中心思想。當時的《新生活運動須知》第九條“新生活中之行”裏有一句“乘車搭船，上落莫擠；先讓婦孺，老弱扶持”，針對乘車過程中的讓座行為提出了價值性倡導。這場意在“改造中國國民習性”的運動貫穿了整個抗戰。

　　解放後，“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拾金不昧”、“為人民服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等等成為特定年代的道德符號。大力倡導人們追求公共利益的理想逐漸衝抵了人們對於私欲的追求，而1963年開始的“學雷鋒”活動更是把對公眾的社會道德要求推向了高峰。

　　這張1973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印刷的宣傳畫就展示了當時社會對於讓座行為的倡導，值得注意的是，這張宣傳畫印數為256000張，可見其宣傳力度之大。

　　改革開放後，“五講四美三熱愛”成為貫穿80年代的經典口號。1981年2月全國學聯、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中央愛衛會等九個單位聯合提出倡議，大興“五講四美”之風。1983年3月，中央成立了“五講四美三熱愛”委員會，之後，各省市自治區也都分別成立了“五講四美三熱愛”委員會，整個活動在中央的推動下大力向基層拓展。在這樣的背景下，民眾的道德和行為在自覺的基礎上接受著廣泛的社會監督，公車讓座依然是普遍的社會現象。

　　現在，之所以讓座的爭議增多，一方面是道德原因，另一方面是民眾對於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更為明晰。一些措施，例如老弱病殘孕專座、折疊式座椅，也在以制度的姿態將特殊座位和普通座位區分開來，通過明確規則來明確義務。至此，讓座行為似乎又回到了“自願”的階段。

　　從歷史來看，社會對於“讓座”的道德要求呈現出“兩頭松、中間緊”的態勢。其實謙讓未必是衡量社會發展水平的唯一標準，杭州小夥沒有讓座不一定是道德退步，但是民眾能夠從個人權益出發譴責打人者，則一定是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