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全國各地有關“讓座”的新聞頻頻見諸報端，圍繞著個人權利和公共道德兩個詞彙重提這一被談論多年的爭議話題，讓，或許毋庸置疑，不讓，在權利意識日益增強的今天，似乎也變成了一個強有力的可選項。但是，個人權利伸張和公共道德約束之間，難道在當今的中國真的已經成為一對矛盾？

　　要回答這一問題，似乎當前的爭論並不能給我們提供可信服的答案，即使在將個人權利意識視作生活標配的英、美等國，“讓與不讓”同樣是一個問題，乃至於有人在《華爾街日報》上發出了“紳士已死”的慨嘆。在此條件下，不由得令人懷疑，個人權利的全面伸張便能夠帶來公共道德的全面向好嗎？人們在進行充分的取捨選擇之後，便一定能在公共領域得到最優結局嗎？

　　無疑，事實與理想又一次讓人糾結不已。但是，如果我們以另外一個視角，“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區別來觀察，也許這個問題會得到更多的認識交集。

　　在我們以往的文化道德認知中，在對於是否讓座問題上，所提倡的無條件給“老幼病殘孕”讓座，便是基於集體主義理論衍生而出。這種“集體主義”所衍生的道德隱含的意味便是為了群體的存在，個體要做出一定的犧牲。在現成的一套社會規範面前，個體要做的只是各安其分地遵守。所以，老年人、孕婦需要特殊照顧，這個命題本身即不言而喻，即便本人否認，也只是因為謙虛，當不得真。

　　而西方文化則恰恰相反。他們認為需要幫助的人應該自己聲明這一點，提供幫助的人，應該爭得對方的同意之後再實施幫助，這是相互尊重的表現。所以他們經常會先問“是否需要我的幫助？”意思是説如果你需要幫助，請告訴我。別人沒有要求的情況下就提供幫助，就會顯得唐突。

　　這無疑體現出集體主義文化與個體主義文化的細微差別。不僅如此，西方人（尤其美國人）更講求法律上的權利，他們雖然也認為讓座是道德的，但更相信一個人有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不讓座的權利，即使這樣做“不道德”。

　　談及道德，康德是不得不提的一位哲學家。在他看來，道德是先天的而非經驗。一個行為的道德價值並不在於客觀上是否符合道德法則，而在於它是不是出於道德法則，因而判斷的標準不在“效果”而在“動機”。

　　舉例來説，一個年輕人給老人讓了座位，從結果上看，他做的不錯，但如果他這樣做的原因只是因為忌憚不讓的行為會受到集體（車內其他乘客或者全社會）的批判或者懲罰，那麼這並不算作有道德。只有當他沒有任何外在動機而只是為了愛護的目的而愛護之時，這個行為才可以算作有道德。

　　康德在評判道德時提出了“假言命令”與“定言命令”兩個概念。假言命令屬於條件式：“如果……就……”，目的與手段是分離的，例如“你如果撒謊，就將失去信譽”，所以為了不失去信譽，我不説謊。此時，不説謊講誠實並不是為了誠實本身，而是有其他的目的。定言命令則不同，他表示的是“我為了誠實而誠實”，在此處目的與手段則是統一的，道德恰恰應滿足定言命令的條件。

　　就此而言，“讓座”在集體主義氛圍下，可能並非本意，而在個體主義氛圍下，則肯定是基於道德的認知。那麼，我們又該做出怎樣的選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