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空間藝術，某種意義上已經是當代城市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美國城市學家凱文·林奇認為，地標性公共空間藝術，作為城市空間的點狀要素，是人們體驗外部空間的參照物，這種具有明確特徵性的構築物，是人們識辨城市空間、審美和描述城市地理空間的重要依據和參照物之一。

　　在全球各地的現代城市，幾乎都存在著各具特色又具有普遍審美認同感的城市空間藝術，然而城市空間藝術卻並不是城市規劃與建設中隨心所欲的産物，它必須考慮和結合城市人群的審美接受和情感經驗。

　　爭議是可能存在的

　　在2011年，迫於公眾對諸多城市公共空間藝術的強烈批評和譴責，韓國政府修改了城市公共藝術的相關法律。而在此前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韓國法律規定，建築開發商在承建大型建築物事必須留出1%的建設成本用於公共藝術項目，這條法律實施的結果是，首爾充斥著上千奇形怪狀的雕塑作品，比如無比巨大的稻草人，背著揹包爬上高樓的大猩猩等等。但大部分公共藝術雕塑並不被市民和旅行者賣帳，市民或旅遊者紛紛指責其影響市容、醜陋不堪或來歷不明。政府不得不修改法律以改變這種狀況。

　　在這些建築中，公眾指責最為激烈的，是1996年韓國一家鋼鐵公司邀請美國雕塑家法蘭克·史特拉製作的“阿瑪貝爾”，由於很多首爾居民認為它太醜陋，政府試圖將其搬入韓國國立現代藝術博物館，但搬運費就得40萬美元，政府只好在周圍種樹遮擋。

　　無論城市公共空間藝術的設計者和製作者如何設想，但作為公共建築，必須考慮它和周圍城市建築、城市地理空間的關係以及民眾文化心理接受。當然，有時候一個新事物的接受，也需要一個過程，即使在今天全球聞名、作為巴黎和法國象徵的埃菲爾鐵塔，在其最初建成的時候，就立即遭到了大部分巴黎人的冷淡和拒絕，如果説市民的審美能力缺乏專業性和前瞻性，那麼建築專家和城市規劃專家尖刻的批評就不容易被忽略了。

　　為了反對埃菲爾鐵塔，在這一地標性建築實施之前，《泰晤士報》上甚至刊登了由300人簽名的呼籲書反對埃菲爾的設計方案，其中不乏莫泊桑和小仲馬這樣的文化名流。在鐵塔落成之後，批評的聲浪依然經久停息。正因為這種持久而強力的批評，埃菲爾鐵塔差點被法國政府拆掉，後來因為鐵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無線電通訊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才使反對呼聲逐漸平息。

　　近年來遭受爭議的城市公共空間藝術作品並不少見。加拿大多倫多的李秦水晶宮便是其中一例。這座由當代“解構主義”建築流派風雲人物李伯斯金設計的水晶宮博物館，從建成開放就引起兩種極端的爭論。“李秦水晶宮只是李伯斯金的個人表演，它讓世界憤怒”，《環球郵報》建築評論家羅從説，“它給人帶來壓迫感，令人焦慮，是邪惡的。”與此同時，《多倫多星報》建築專欄作家休姆則認為它是多倫多一座里程碑式的建築。

　　儘管李秦水晶宮在造型上咄咄逼人，與周圍傳統風格建築衝突尖銳，但事實上李伯斯金還是尊重了周圍的城市環境——他讓李秦水晶宮北面臨街形成了面積巨大的城市廣場，人們可以去那裏休閒散步，還可以舉行音樂會等各種公共活動，給城市帶來了活力。

　　如何保證公共藝術是有價值的？

　　城市公共藝術是為城市本身服務的，在歐美地區、日韓以及甚至中國的香港台灣，相關立法都保證了城市公共藝術建築的經費，美國1959年的立法規定，城市建設經費中必須有1%的資金是用來進行公共藝術建築的。而歐美等國家的公共藝術之所以能夠真正地提升城市的文化美譽度，其充足的資金保障、嚴格的法規制度執行，運作體系與機制的有效保障，以及文化性格的延續傳承，對公眾的審美情趣的尊重，相關意見的收取，都是不可或缺的。

　　以美國芝加哥為例。1978年芝加哥市議會通過公共藝術的相關規定，每一個建設方案都要設立專門的顧問小組，共7位成員：一位負責工程的市府官員代表，一位文化事務處職員，一位建築師，兩位藝術家和兩位社區代表。這7位顧問定期開會，第一次會議主要由文化事務處介紹項目，第二次為現場踏勘，第三次基於認知提出自己認為理想的藝術家候選人來參與競爭。候選人可以在常年設立的人才檔案庫中選擇，也可以按個人所知熟悉的藝術家提名，第四次會議則專門討論候選人，拿出名單和相關情況，上報市公共藝術委員會，如果人選得到了藝委會的批准，藝術家就進入創作。如果兩個單位就此還沒有達成統一，就召開聯席會議，到有結論為止。然後就進入了具體設計方案的競爭程序。

　　在美國大部分地區，公共藝術法案都要求其在運作上透明公開，在徵集藝術稿件中，行政長官一般不是最後的決策者，只有藝術委員會才是決策者。當然，有的城市的藝術委員會，是根據法律程序由主管公共藝術副市長或市長聘任的，召集人就是市長自己或副手，或者是他委託的管理公共藝術的官員，在決策中行政長官只有一票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