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北京市政府責成市教委採取多項措施堅決治理奧數成績與升學挂鉤，同時對全市所有學校進行全面檢查，集中查處與奧數競賽和培訓挂鉤的入學行為。一經查實，將對相關責任校長和區縣教委主任進行問責處理，絕不姑息。

　　“問責處理、絕不姑息”，如此嚴肅的查處態度，針對的是困擾中小學生及其家長近三十年的集體夢魘－－“奧數”。何以稱之為“夢魘”，大概可以從法網女單冠軍李娜在自傳《獨自上場》中的一段描述窺知一二：“我們這一代的許多孩子都在做自己並不感興趣的事，許多人不喜歡數學奧賽班，但他們的父母喜歡説‘我的孩子在奧數班'，於是他們就得坐在教室裏，挖空心思地考慮‘已知籠子裏共有雞和兔15隻，共有40條腿，那麼雞和兔各有幾隻’的問題。”

　　從李娜為代表的80後開始，一撥又一撥的中國孩子開始了與“奧數”有關的日子。對“奧數”情有獨鍾，一晃近30年，最初的原因可能是生於20世紀50年代、經歷了文革、上過山下過鄉又趕上了計劃生育政策的父母們，打定了主意不讓獨生子女“輸在起跑線上”，於是傾注心血、多管齊下，此時“奧數”還只是“琴棋書畫”外的一個附加培訓項；後來，當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問題越來越突顯出來，當高考、中考、小升初考試乃至幼兒園入學測驗逐漸被上升到關係一個孩子的前途和一個家庭的幸福這樣的高度時，當“奧數”的成績和名次由升學的重要參考變成了直接砝碼時，“奧數”就從興趣班變成了必修課，從附加題變成了必答題，最後所有被“奧數加分”綁架了的孩子和家長，夢魘已成。

　　然而，這是“奧數”的本來模樣嗎？最早把中學生的數學競賽命名為“數學奧林匹克”的是前蘇聯，1934年和1935年前蘇聯開始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舉辦中學數學競賽，並冠以“數學奧林匹克”的名稱。之所以採用這一名稱，是因為是數學競賽與體育競賽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兩者都崇尚奧林匹克精神，而競賽的成果讓人意外發現數學競賽的強國往往也是體育競賽的強國，這給了人們一定的啟示。1959年7月，第一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簡稱IMO）在羅馬尼亞舉行。到了1984年，在寧波召開的中國數學會首次普及工作會議上，確定1985年派兩名中國選手參加第26屆IMO，以了解情況、取得經驗，由於選拔時間倉促，只指派了北京、上海各1名優秀學生參加，結果有1人獲得三等獎，兩人總分則排在32位。

　　此後，每年中國均派6名選手參賽，從1985年到2012年，在有中國參賽的28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中，中國隊共拿下了17屆的總分第一，個人獲得的金、銀、銅牌更是拿到手軟。這不能不説與近30年來的全民重視有極大的關聯，同時，數學與體育又一次出現了驚人的巧合，“奧數”在中國受到的禮遇、得到的重視是多麼似曾相識。

　　沒錯，正是“奧林匹克”，一個國人總會為之著迷、傾倒的名詞。無論是奧運會、殘奧會，還是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只要一旦和“奧林匹克”沾邊，馬上就會激發起國人爭先、競逐的熱情。這種熱情與奧林匹克精神旨在鼓勵人們在生活的各個方面不斷超越自我、不斷更新、永遠保持勃勃朝氣的初衷，原本沒有衝突，只是在某種情境下會變得不再契合。

　　這是怎樣的一種情境呢？回答它不得不提到一個有意思的年份：1984年。這一年，中國首次確定將派選手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同樣在這一年的6月，中國人第一次參加了在美國洛杉磯舉辦的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兩位盲人姑娘平亞麗、趙繼紅分別奪得女子B2、B3兩個級別的跳遠金牌，比中國射擊運動員許海峰還早1個月實現了中國人在奧運史上金牌“零的突破”。然而，今天人們的記憶幾乎全部留給了1984年殘奧會結束後的那個7月，留給了洛杉磯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留給了許海峰，仿佛只有這些才配得上他們心中“最正統”的奧運首金。

　　體育競賽中，人們對殘奧首金與奧運首金差別性記憶；數學競賽中，人們把成績和名次直接換算成升學加分。無須掩飾，不用矯情，是不是我們只是在癡迷奧林匹克金牌，只是在崇拜金牌帶來的東西？從奧運、殘奧到奧數，一樣的奧林匹克，當我們付出太多、期待太多、要求太多的時候，就已經與奧林匹克無關了。

　　對於大滿貫冠軍李娜的童年來説，雖然“對網球説不上多熱愛（有時簡直就是痛恨）”，但畢竟逃過了同齡人學“奧數”的夢魘，即便網球訓練再如何艱苦，在她看來“當我坐在教室裏試圖為枯燥的課文分段，並總結歸納段落大意的時候，我偶爾會思念網球場上明媚的陽光，以及網球撞擊在拍子上的響聲”。可見，與奧林匹克無關的“奧數”猛于虎，假如今天沒有了“奧數”，還會不會有別的什麼戴上“奧林匹克”的帽子，又變作老虎？

　　這一切，都不是奧林匹克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