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8日，英國《每日郵報》披露，羅氏公司涉嫌隱瞞1.5萬例服用該公司藥品後患者死亡的報告，同時隱瞞超過6.5萬例不良反應報告。這樣的藥品安全事件在制藥行業早已屢見不鮮，以十億計數的罰款額度似乎都阻止不了此類事件的發生，管中窺豹，我們可以想象，在這樣大的風險成本背後，制藥企業正在享用怎樣的利益。

　　制藥企業：暴利之下 應規則至上

　　去年11月媒體報道，2005年以來印度鬆弛的新藥臨床試驗管理制度吸引了大批西方制藥企業， 眾多的人口和寬鬆的管理大大減少了制藥公司在臨床試藥環節的研製成本，隨之帶來的是超過1700人在07至10年期間的臨床試藥試驗後的死亡。儘管在諸多的臨床試驗中不乏合規者，然而相關活動人士也表示，對於很多來自貧民窟的試藥者來説，字都不識的他們真的能在簽署同意書之前享受到應有的知情權麼？

　　有人評論，在印度以低成本臨床試藥後，制藥企業再將成藥賣到西方市場賺取鉅額利潤，這種行為具有“極大的剝削性，是一種新的殖民主義形式”。更有人直截了當地評論，西方制藥公司的行為讓人聯想起了“阿姆利則慘案”。（注：1919年，英據時期印度殖民政府剝奪公民權利、屠殺集會印度人民的歷史事件。）

　　制藥行業與很多其他的行業略有不同，由於研發的藥品擁有知識産權的保護，因此在市場的供給方，往往缺乏替代品和競爭者，定價權被完全掌握；而在市場的需求方，藥品又和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休戚相關。在這樣一個無法扭轉的非競爭、非對稱市場，作為逐利者的企業一方尋求高回報也無可厚非。

　　市場時代，要求制藥企業拿出“懸壺濟世”的精神難免癡人説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使這些企業可以毫不考慮道德因素瘋狂地追尋利益最大化，但是他們依然必須遵從法律法規的底線。向“遊戲規則”妥協，是契約精神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懷揣大把“救命藥丸”的制藥企業向那些無法支付高額藥費的病人説“不”，這樣的行為會被人們罵做“冷血”，卻難以有人因此究其責任。然而如果制藥企業將自己也無法判斷是“治病”還是“致命”的藥品輸入不知情的試藥人的身體的時候，他們向試藥者支付的低廉的報酬究竟是一種贖買，還是一種謀害？

　　葛蘭素史克被罰30億美元，輝瑞被罰23億美元，這鉅額的罰款是否能和這些企業所造成的痛苦和失去化作等號，也許永遠不會有人能回答。因為生命的價值本不應由規則破壞者的戕害而定奪。

　　監管體制：亟需完善 並自我反省

　　監管藥品不良反應，需要完善的ADR（Adverse Drug Reaction，“藥品不良反應”）系統。在國內來看，這一方面要求加強ADR信息的收集和管理，另一方面要求行政力通過法律法規對破壞規則者課以重罰。

　　根據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藥物生産企業應該是ADR信息的最主要提供者，而從我國藥監局今年5月31日發佈的《2011年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年度報告》中我們找到，我國的ADR信息，來自生産經營企業的只佔13.7%，83.1%的信息由醫療機構提供。

　　這樣失調的比例説明了，在國內的監管中，或者制藥企業沒有組織起足夠多的試藥試驗，監控藥品可能存在的隱患，或者制藥企業也在大量地瞞報實驗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不管原因如何，這都導致了藥品的風險流向了下游的醫療機構，最終由患者承擔。

　　對比國外監管機構的零容忍和重罰，國內監管機構還在尺度上舉棋不定，沒有規則約束，進一步加大了制藥企業的活動空間，也更加降低了他們的違法成本。

　　8月15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表示，10月1日起，對於因嚴重違反藥品、醫療器械管理法律、法規、規章受到行政處罰的生産經營者及其責任人員的有關信息，將通過各地藥監局政務網站公佈，接受社會監督，並實施重點監管，以震懾違法行為。這樣的“黑名單”制度最終能不能和ADR系統挂鉤、能不能威懾到違規制藥企業並保障病人的利益我們還不得而知，但是任何進步都值得輿論的鼓勵，也需要輿論的建議和監督。

　　無論是進步還是監管，都是為了把生命無價而崇高的價值觀，寫進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