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寧夏、吉林、溫州等地近來紛紛大幅度調高一線工人工資。從“五一”起，寧夏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增幅達24.9％。

　　發展經濟是為了什麼，不就是為了讓更多的人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嗎？各地調整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一線勞動者的收入，是實現勞動價值回歸，獲得合理報酬的體現，更是讓一線勞動者深切地體會到GDP的增長與他們的工資單是息息相關的。但是，對於提高一線工人工資，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當前勞動關係總體呈現“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少數企業並沒有兌現或者變相不兌現最低工資的現象大有存在。一些用工單位通過搞變通，將加班加點工資、津貼補貼和福利待遇相加，看似是達到或超過了最低工資標準，實際上是遠遠未達到最低工資的。此外，一些行業對文化要求偏低，勞動力供大於求，再加上勞動者缺乏自我維權意識，所以導致不少人不懂或不敢要求用工單位給予其最低工資標準。

　　徹底解決一線工人工資低的問題，實現有尊嚴並體面的勞動，就必須落實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完善企業內部分配機制，為一線工人的工資增長提供實實在在的制度性保障。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統計，在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企業中，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比沒搞集體協商的企業員工高10％~15％。應該看到，當前落實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還缺乏法律的剛性支撐，現有法律對於不簽訂集體合同、不進行集體協商等問題，沒有規定罰則。這直接導致基層工會搞集體協商“説話沒底氣”，同樣也導致勞動監察部門的行政“不作為”。

　　因此，要不斷建立健全工資協商制度的配套法規，實現對一線工人權益的制度保障。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年，國家曾明確表示要賦予工會更多的資源和手段。這些資源和手段必須明確化、制度化，成為工會推動落實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法律途徑。要不斷完善企業內部的分配機制，形成一種決定工資增長的定期協商制度。要不斷強化政府的勞動監察職能，實現督促和指導企業開展工資協商工作，促進企業工資協商的自律行為。

　　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設，確保工資增長與企業發展、經濟增長同步，既是讓勞動者感到自己的勞動有尊嚴，也是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

責編：張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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