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鉅額反傾銷稅下的低工資

　　“我們公司的産品，即使以出廠價的兩倍銷售，依然比印度産品便宜。”中國出口企業的加薪空間，由此可見一斑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鐘玉明　郭奔勝　項開來

　　“提高工資影響中國製造的國際競爭力——影響就業——最終受害者是工人”，“再加工資，企業就會搬往印度和越南了”，這是許多人耳熟能詳的反對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理由。

　　對此，國家統計局廣州調查隊相關課題組指出一個怪現象：一邊，國內企業拼命壓低工資成本；另一邊，向外國繳納鉅額反傾銷稅。

　　商務部統計顯示，中國已成為世界遭遇反傾銷案最多的國家，中國産品不僅在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甚至欠發達國家，在其他廉價勞動力大國，同樣不斷遭遇反傾銷。

　　來自廣東省公平貿易局的信息顯示，目前我國企業遭遇的貿易壁壘有六成是發展中國家發起的，如印度、埃及、菲律賓、泰國、墨西哥、秘魯、厄瓜多爾、巴基斯坦、越南等。作為世界第二人口大國的印度，已累計對中國發起近80起反傾銷調查。

　　當印度裁決對我國建築陶瓷拋光磚徵收售價247%的反傾銷稅時，主要出口廠家廣東佛山新中源陶瓷有限公司負責人對本刊記者説：“我們公司的産品，即使以出廠價的兩倍銷售，依然比印度産品便宜。”

　　中國出口企業的加薪空間，由此可見一斑。

　　市場機制失靈

　　近日，《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就企業初次分配問題，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採訪調研，接受採訪的企業普遍要求：勞動報酬要讓市場機制説話，政府不應行政干預。

　　而一些地方政府也以此為理由，放棄作為。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利潤分配過度向企業傾斜，一線工人工資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與城市其他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有專家指出，我國勞動力過剩的總體格局並未改變，勞動力價值市場機制失靈。國家必須通過法律、行政手段，調整企業內部利益分配格局，實現“提低”的戰略目標。

　　提高企業一線工人工資，是收入分配領域“提低”的核心問題。在這個領域，流行這樣一個觀點：勞動力價格要讓市場機制説話，政府不應該行政干預；企業招不到工人，自然就會加薪。

　　但本刊記者採訪發現，即使是在“民工荒”期間，工人的工資也沒有實質性提高。由於勞動力嚴重過剩的格局並未改變，加上我國市場發育尚未成熟，勞動力市場機制存在失靈現象。

　　“民工荒”最早在2004年進入公眾視野。六年來，除了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外，每年春節過後，媒體上都有一輪關於“民工荒”的熱炒，報紙上充斥著“企業加薪搶民工”之類標題。但來自各方的調查顯示，農民工工資仍然以每年一兩百元的速度蝸牛般往上爬。這一點增長，實質上只是政府定期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結果。

　　江蘇省張家港市統計局副局長陳建康説，現在每季度搞一次農民工收入抽樣調查。今年一季度的抽查結果，一線工人月收入1500元，比去年增加100多元。

　　江蘇省昆山市牧田(中國)有限公司工會主席任照成説，“民工荒”只是使企業招工成本高了。企業各出奇招，獎勵老員工帶來新員工，對夫妻、全家同來實行補貼，許諾報銷春節返鄉車票、生日賀金、派車到車站“搶人”，等等，但就是不觸及底線：企業依舊堅持以最低工資標準給工人發工資。

　　江蘇省華西集團董事長吳協恩説，勞動報酬都是行業內互相參照的，無論是工業還是農業，勞動都不值錢。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説，在我國目前情況下，勞動力市場機制確實是失靈的。一些企業之所以單一強調“讓市場經濟説話”，是因為他們30多年來獨享了市場機制的“好處”，是缺少良心的表現。

　　“誰最有發言權？”

　　在江蘇昆山千燈鎮大唐村，被問到“有沒有感覺到加薪壓力”時，華升電路板有限公司董事長唐雪明氣定神閒地説，加不加工資，要看市場行情，更要看老闆的觀念。

　　江蘇省張家港市永聯鋼鐵集團副總經理吳惠芳説：鋼鐵企業年銷量幾百萬、上千萬噸，每噸擠出幾塊錢給工人，不是什麼難事。企業加薪，首先要算的是良心賬。

　　任照成説，生産成本裏面，有些企業的人工成本只佔10%～15%左右，效益好的企業，5%都不到，“我們企業10%以內”，加薪的空間，哪個企業都有的，只是願不願意加的問題。

　　國家統計局廣州調查隊課題組調查顯示，2003年以來，在19大類行業職工工資排名中，排名末三位的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農林牧漁業、住宿和餐飲業，與“國際競爭力”更是不沾邊。低薪的主要原因是行業失范、政府缺位甚至是政府主導的結果，如城市道路保潔工程，發包方是地方政府，相關調查顯示：一些地方政府的發包價，使承包的保潔公司剔除掃帚、清潔劑等生産成本以後，就只夠按最低工資標準發工資了，即使公司不盈利，也承擔不起工人的五項社會保險繳費。

　　“企業分配合理不合理，誰最有發言權？當然是分錢的人嘛！”廣州的一個企業主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稱，“工人只要還願意來上班，就説明他們對工資是滿意的。財富當然要集中在富人手裏嘛！企業的利潤要拿來發展，創造更多的財富。如果把利潤都給了農民工，農民工能為國家做什麼？”

　　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對於縮小城市內部收入差距，地方政府官員説得最多的，一是社會保障，二是扶持創業。但對於如何提高廣大職工的工資收入，表現出無能為力，甚至是淡漠。相反，個別地方政府依舊打出“營造勞動力成本洼地”的招商口號。

　　蘇海南認為，政府必須加強宏觀調控，即使是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也必須有政府的宏觀調控來補充。一些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本身只有三四點利，加薪確實有困難，國家應該採取減稅，減免稅大部分用於加薪，確保企業加薪之後還有比國債更高的利潤。否則，企業主可能乾脆關門吃利息，造成就業困難。

　　廣東省中山市發改局科長易娟説，要有聽取弱勢群體意見的機制、職工收入與利潤增長挂鉤的機制、職工收入與地方經濟水平相適應的機制。

　　最低工資標準為何越調越“低”

　　進入2010年，某某省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新聞，不斷見諸報端，讓人感覺“提低”捷報頻傳。但是，本刊記者在採訪中發現，由於缺乏剛性約束，各地最低工資標準調整間隔時間長、調整幅度小，最低工資標準與社會平均工資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呈現越調越“低”的格局。

　　按照國家相關要求，最低工資標準應當至少每兩年調整一次；應該相當於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

　　廣州市總工會提供的資料顯示，廣州市從1993年9月開始實施最低工資標準，17年來，總共調整了8次，平均2年一次。間隔最長的一次是1999年1月至2003年1月，相隔整整四年，標準從450元提高到510，增幅為60元。調整幅度最小的一次是2004年12月，相隔兩年，剔除社會保險繳費等工資結構調整因素後，實際只增加了59元。17年間，最低工資標準增長了2.44倍，而社會平均工資增長了6.48倍。最低工資標準與社會平均工資的比例，從當年的47.8%，一路震蕩下行，2009年降至21.96%。工人的工資與廣州經濟水平的距離越拉越大。

　　最低工資標準越調越“低”的現象，在全國各地大同小異。國內31個省會市、直轄市，最低工資標準均遠遠未達到國家要求。超過社會平均工資30%的，只有濟南、昆明、天津，分別是34.66%、31.54%和31.18%，其餘均在30%以下。

　　幾省區參與過最低工資標準制定的工會幹部反映：名義上，最低工資標準由政府、工會、企業三方協商確定。但企業方沒有規範的合法代表，通常就由政府選取“企業家聯合會”之類的民間機構來代表。這些機構，在企業界並沒有足夠的代表性，工會基本上不掌握企業的整體盈利狀況。因此，難以有理有據地提出明確的方案，實際上就是政府出方案。而政府方案的基本依據就是稅務部門提供的企業所得稅增長情況，再參考物價指數等。

　　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説，提高工資的阻力在地方政府。一些政府官員觀念未變，還是以犧牲工人利益來換取地方財政、換取發展。

　　江蘇省張家港市市委書記黃欽説：應該由一個部門測算出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生活水平，工資多少才能滿足一個人“有尊嚴”地生活，以此為依據制定出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目前的張家港，我認為月薪至少應該達到3000元，900多元工資真的難以維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政府不能對這種狀況視若無睹。”

　　江蘇省昆山市副市長朱興農説：國家應該對最低工資標準進行立法，全國統籌協調，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如果放權，各地區就會“比低”，誰率先提高誰是傻瓜。

　　參與過最低工資標準制定的工會幹部反映：政府、工會、企業三方代表開一個閉門會議，事關千萬勞動者根本利益的大事，就定下來了，還不如有線電視收費、自來水價格聽證會來得公開透明、論證充分、公眾參與度高。

　　江蘇省總工會保障工作部部長張海濤説：現在資本的稀缺程度已經大大下降了，許多地方把“招商引資”改稱“招商選資”。地方政府會對引進項目在環境、規模、産業、行業等方面設門檻。今後，也應該從就業、工資收入上設門檻。壓低工人工資的血汗工廠，跟犧牲環境的污染企業一樣，應該被擋在城市招商門外。

　　“企業送出一隻雞，

　　工人只收到一條雞腿”

　　採訪中，企業普遍反映，現在搭載在工資上的負擔太多太重，種種以工資為基數按一定比例徵收的項目，造成“企業送出一隻雞，工人只收到一條雞腿”的現象。而且，這些繳費，都是“人頭費”，勞動密集型企業負擔尤其沉重。老闆抱怨“加不起工資”，客觀上擠佔了企業為員工加薪的空間。

　　蘇海南説，現在，全國工資搭載率大概60%，部分城市達到65%。即企業每支付100元工資，工人實際到手現金只有40元，其餘60元被徵繳進各項基金。有企業反映，搭載在工資上計提的項目，有20多項。

　　比如，在杭州市，僅搭載的“五險一金”就有——養老保險：單位15%，職工個人8%；工傷保險：0.4%；生育保險：0.6%；失業保險：單位2%，職工個人1%；醫療保險：單位11.5%，職工個人2%；住房公積金：單位和職工個人各12%。合計64.5%。

　　江蘇省經濟貿易與信息化委員會企業處處長丁群説：政府從來沒有向公眾説明財政資金承擔了多少社會保障資金。“我們感覺，過去是單個企業給職工保障，現在是全市企業聯保而已。又如住房公積金，企業一線職工根本買不起房子，讓他們交住房公積金實際上是‘劫貧濟富’。這筆錢，通過公積金貸款，落入中高收入群體的口袋。地方政府的廉租房建設，也是用住房公積金來滾動。”

　　江蘇雨潤食品産業集團黨委書記許萍説，財政向社保基金注資應該有規劃，逐步降低企業的繳費比例。政府關注民生，應該在這一塊有更多的作為。

　　還有企業建議：應該像個人所得稅那樣，對“五險一金”設立起徵點，低於某一薪酬水平的職工，減免繳費，讓利於職工。□

　　《瞭望》文章：勞資博弈：從“用腳投票”到“用手投票”

　　“工人為了利益的訴求，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都是善意衝突，矛頭並不對著黨和政府”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鐘玉明郭奔勝項開來

　　跳槽是員工表達對企業不滿的最直接做法，俗稱“用腳投票”。

　　近年來，沿海地區一些企業工人通過怠工、停工、罷工的方式，向資方施加壓力，要求提高工資、增加福利，被稱為“用手投票”。

　　一直以來，“雙向選擇”是企業主對待工人加薪要求的理直氣壯的説辭，工人們也只能無奈地“用腳投票”。廣東、江蘇、浙江等沿海地區，製造業、服務業等行業中低技術崗位職工的流動率普遍達到50%以上。

　　廣東省勞動部門調查顯示，企業平均每招進一個工人的同時有0.73個工人流失。但不管他們怎麼跳來跳去，等待他們的都是“地板工資”——最低工資標準。

　　“用手投票”

　　東莞市勞動爭議仲裁院院長羅少偉説：雖説工人可以東家不打打西家，但東家西家都一樣。參與罷工的工人大部分願意在本廠繼續幹下去，不隨意換單位。在東莞打工幾年，家已經安在這裡，子女在這裡上學，不輕易搬家了。但工廠那點工資實在是難以養家糊口。比如今年年初，一家大型台資企業的工人罷工，參與的就以老員工佔多。

　　值得關注的是，效益好、工人工資福利相對較好的企業，也罷工頻發。一些老員工目睹了企業發展壯大的全過程，從滿足於福利待遇比周邊企業好，漸漸轉變成對企業內部收入落差過大的不滿甚至憤怒。

　　江蘇省總工會及南京市總工會工資協商指導員施志剛説，凡是停工、怠工要求加薪的，結果都能鬧成。“通過罷工，我發現企業向工人讓利的空間很大。通常只要工人一鬧罷工，10%的加薪幅度，老闆眼睛也不眨一下就答應了。南京一家美資企業工人罷工，資方代表從外國趕來時就帶來加薪8%的方案，最後談判結果是加薪25%。”

　　國家現行法律法規對“罷工”沒有明確規定。工人自發罷工發生後，地方黨委政府甚至工會，往往既不反對，也不支持，只要求快速平息。

　　南方一個城市的工會幹部對本刊記者説，該市一家法資企業工人罷工的時候，資方代表公然指責政府“投資環境惡劣”，威逼勞動部門處理“鬧事”工人。

　　由於缺乏組織，自發的工人罷工常常出現失控，如打砸企業財物，與管理人員、警察發生肢體衝突，上街堵路等。東莞臺商協會會長葉春榮説：“哪個國家都有罷工。合法罷工我不反對，了不起你不工作嘛，但不能打砸東西。我們臺商對罷工當然怕，因為沒有規範，事前沒有談判、沒有預兆，不知什麼人突然發起，還打砸東西、打人。”

　　由於罷工沒有法律地位，工人罷工的方式是“打卡不工作”。因此，罷工平息後，一些企業往往以“違反勞動紀律”、“曠工”為名，開除“&&”的工人，並且不給任何經濟補償。當這些工人向當地勞動執法部門、法院申訴時，往往得不到支持，因為，表面看，上班時間拒絕工作，確實是違反勞動紀律。一些工人因而四處投訴上訪。

　　江蘇省信訪局局長王慶元説：“工人為了利益訴求的，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都是善意衝突，矛頭並不對著黨和政府。應該用和諧思維來認識、對待工人罷工問題。跟罷工工人過不去，就把黨和政府擺到了工人的對立面上。”

　　工資集體協商艱難起步

　　如果説，最低工資標準是國家以法制形式給工人最低生存保障，那麼勞資博弈——工資集體協商，就是調節企業分配的主要手段。本刊記者採訪中了解到，在各級工會的大力推動下，工資協商初顯功效。但基層工會反映，只要協商，就有協商不成的可能。協商不成怎麼辦呢？

　　由於工資協商法律地位不明確，企業不理睬開頭難、沒有法定協商內容無事可談、協商不成“收場難”，是協商工作的三大困擾。

　　多位受訪的基層政府和工會、專家學者認為：應該確立工資協商的法律地位，走出一條“談判在前，協商不成由政府、法院或行業組織裁決”的中國式勞資博弈新路子。

　　江蘇省是全國開展工資協商較早、面積較大的省份。據江蘇省總工會民主管理部部長殷同喜介紹，江蘇省從1995年開始嘗試工資集體協商。目前，全省開展協商的企業19萬家，覆蓋職工952萬人。不少企業的工資協商走過這樣的路徑：工人為加薪而自發罷工、怠工——工會介入、協商解決——復工——工資協商常態化。現在，工資協商逐漸由被動向主動，變成企業的常規工作項目。

　　基層工會也反映，工資協商能取得實效的並不多見。殷同喜這樣評價：“工作不可低估，成效不可高估”。江蘇省張家港市總工會副主席陳建明説，張家港市94%外企建了工會，89%的工會開展了工資協商。去年，4%的企業談判簽了8%的工資增長率，其他沒有談出什麼結果來。這8%，還沒有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大。江蘇省昆山市總工會主席顧志中説：能談成的，都是企業本身已經計劃好加薪的，只不過工會協商因素加入，比較透明一些。開展協商的企業，加薪幅度跟沒有開展的區別不大。

　　一家工資協商“榜樣企業”的工會主席告訴本刊記者：公司開展工資協商十多年了，最初是由解決工人罷工形成的制度。十多年來，通過協商，每年工資增幅都超過10%，理論上，工人工資翻了一番多，協商成績很漂亮。但實際上，工人增加工資不多。因為一線工人流動性很大。有多少人能夠在一家工廠的生産線上呆上10年呢？公司一線員工起薪點低，比最低工資標準高100元左右。那麼，一個工人入職當年拿900元，第二年990元，第三年1089元，第四年1197元。好像前途很光明。但是，這年他辭職走了。新工人又從900元加起。因此，談了十來年，公司工人的工資，跟其他企業並沒有多大區別。只是因為企業效益非常好，整體工資平臺高一點。另外，公司對一線員工工資有“封頂數”，基本工資最高不超過1350元。

　　更多的地區，企業甚至連工資協商的形式都不願意走。廣東東莞市勞動局勞動關係科科長周雪萍説：“廣東省推動工資協商，我們第一步只要求企業參與發倡議書，東莞市也只有1個企業響應。廣州市總工會連續兩年、每年選取工會基礎較好的五十多家企業進行工資協商試點，但真正坐下來談的，寥寥無幾。”

　　工會幹部反映，企業多數對協商要約根本不理睬，有的是派個行政幹部出來草草座談一下，工會對此沒有制約辦法。廣東東莞臺商協會會長葉春榮説：“我們願意守法經營。但企業現在並沒有跟工人協商工資的法定義務。工資協商我不反對，但要立法，大家按法律規範來談。”

　　勞資博弈新路徑

　　江蘇省總工會主席張艷説，目前，不少地方嘗試確立工資協商的法律地位，但大多是把相關條款放進其他法律裏面。在江蘇，有關工資協商的條款就散落在集體合同條例、民主管理條例、工會條例等六七部地方法規裏，執法力度不大。建議在國家層面立法，明確勞資雙方在工資協商方面的權利與義務。

　　江蘇省星光樹脂製品(昆山)有限公司工會主席徐惠芬説，要有法律規定，工資協商究竟談什麼、談不成怎麼辦。比如，企業利潤勞資雙方該拿多少。“這樣，我們的協商才有基礎”。

　　專家建議，建設中國特色工資協商制度——勞資協商談判在前，協商不成，由政府、法院或行業組織根據企業的經營狀況裁決，避免罷工。

　　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説，中國不希望用激烈的方式解決勞資糾紛。需要探索既不影響社會穩定，又保障工人權益的新機制。如果沒有正常的機制和制度安排，要麼是工人利益受到損害，要麼就是以激烈方式維權，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地方黨委政府應該像推動企業工會組建那樣，依法形成一種對資方的壓力，營造促進勞資雙方協商的氛圍和便利，大力推進企業工資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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