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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對話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 剖析汪暉“抄襲門”事件及各方分歧
清華大學汪暉教授，因其博士論文《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被學界同仁指稱抄襲而身陷“抄襲門”。隨後，此事件在媒體和學界引起巨大爭論。時至今日，學界、媒體各執觀點，眾説紛紜，事件結果依舊懸而未決。而關於此事件背後的深層次原因也不得不讓人深思。
涉嫌學術不端行為的監管究竟應該如何進行？其程序如何？各類令人眼花繚亂的聲音經由媒體的傳播與放大，是否會影響人們對於此類事件的正確認知及判斷？媒體的高度關注是否有“暴力”之嫌？就上述話題本報記者昨日對話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
廣州日報：近幾個月來，關於汪暉“抄襲門”事件的各種觀點頻頻見諸媒體，但是，對於此事件最後的處理卻一直懸而未決，就你看來，其處理程序如何進行才是合理的？
熊丙奇：汪暉事件涉嫌學術不端行為，對此類事件的處理程序應該是：就其涉嫌抄襲行為的發現而言，應由其本身所屬學術機構發現，或由學術同行提出，然後深入調查，最後給出處理意見。汪暉可以在調查過程中發表自己的意見，再根據學術機構處理意見進行申訴，最後，再由學術機構的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和處理。
按照這樣的程序來看，目前，涉及這一事件的一些細節其實是存在問題的，比如，王彬彬教授在媒體上發表意見後，就相當於一種“舉報”。按正常程序，相關學術機構，比如，當年授予汪暉博士學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應馬上啟動調查程序，組成一個獨立的專家委員會，聽取各方包括汪暉本人的意見，最後給出初步意見。
但現在沒有這樣的程序，這不僅使事件一直懸而未決，而且導致了一系列紛爭，最後演變成了支持汪暉的在媒體上挺汪，認為這是上世紀80年代的學術問題，與當時的學術環境、學術不規範等問題有關，並反過來質疑王彬彬教授的動機。
學術共同體缺位是“抄襲門”主因
廣州日報：你所講的上述調查程序是國外大學對於類似事件的處理程序嗎？什麼原因導致了我們目前學術監管的缺位？
熊丙奇：上述程序就是國外大學對類似事件的處理程序。大學如果獲知自己授予學位的博士、碩士或其他人員的學位被質疑，就應該馬上從維護自我學術聲譽的角度出發進行調查，公佈處理結果。如果自己學校的任職教授出現了學術不端行為，發現後應馬上舉報，並進行獨立調查，公佈最終結果，這是最基本的做法，而不是拿到媒體上大家討論來討論去就可以的。但是現在，由於沒有這樣的學術管理機制，導致我們必須要通過媒體討論反過來給學術機構施壓，當然，媒體討論後無法蓋棺論定，因為它不是一個學術決策和管理的機構。
學術監管缺位的原因是，目前，我們沒有正常的學術共同體的建設，一直以來是以行政管理代替學術管理，學術高度行政化。學術共同體是由一些學人組成的共同體，自覺的制定一套維護學術共同體聲譽的學術規範和制度，對教授進行學術評價和對學術不端的處理，都應該按照學術共同體的規則來進行，其最高利益是學術聲譽、學術尊嚴的維護，其施行應完全按照學術規律來進行，不受任何其他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影響。
由行政手段代替學術共同體來進行學術評價，最嚴重的弊端在於産生學術腐敗。
廣州日報：對學術行為的評價，如何進行才是比較科學的？目前，我們的評價體系如何？
熊丙奇：就學術問題的評價而言，最終應該由學術共同體按照學術規則對事件和個人貢獻進行評價。現在，我們沒有正常的學術評價體系，對於學術問題的評價主要由兩方面完成：一是官方評價，就是政府評價，如獲得政府的成果獎、科技進步獎等，它帶有很大行政成分，追求的是學術政績；其二是媒體評價，在媒體上拋頭露面多的就可能被認定為學術水平高。
在學術評價缺失的情況下，媒體評價有一定作用，也容易産生很多問題，如果媒體本身有其立場、或者受到利益制約，就不可能以公正、客觀的立場來完成學術評價，更容易産生炒作、誤導和紛爭。
如果説媒體評價也可以對學術評價産生一定功能，那麼，它應該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的功能，如承擔將學術成果向社會推廣的功能，但它絕對不能代替學術評價。
媒體評價是對學術不端的有效監督
廣州日報：回頭來反思媒體在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是否媒體對於事件的解決幫助有限，甚至有混淆視聽或媒體暴力之嫌？
熊丙奇：大眾傳媒的介入本身是沒有問題的。視聽混淆不是大眾媒體所致，而是沒有學術共同體所導致，不應該把責任歸結給媒體。即使是學術共同體對某一事件或某個人的學術貢獻進行評價時也可能産生意見分歧，最後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類似于法院審理案件當中陪審團的做法。不同媒體對事件會有不同看法，不同的學者對事件也會有不同看法，這些都很正常。不能説有分歧就是混淆視聽，我也不認為在這個事件當中有媒體暴力。
相反，我認為，由於我們的學術評價沒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媒體評價必須進一步加強。如果沒有媒體評價，我們的學術評價會更加沒可能受到監督，如果學術評價委員會缺位，教育機構對學術不端行為置若罔聞，再沒有媒體評價，那麼，學校基本不會對學術不端行為進行處理，這是很悲哀的事情。
現在，公眾對媒體上層出不窮的學術不端行為已經厭倦，而真正應該去認定學術不端行為的人和機構卻是缺位的。如果説媒體在這個事件上有什麼過度表現，也是因為目前對於學術評價的狀態太讓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如果從事件開始，學校就有這種學術自覺，馬上進行調查處理，哪還會有媒體鋪天蓋地的討論。
廣州日報：那你認為，在目前環境下，由行政監督和媒體監督共同形成的監督狀態，能比較有效地對這類事件作出良性推動嗎？
熊丙奇：我覺得很難，這必須由制度改革來推動。對大學而言，必須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建立學術共同體，進行學術管理。現在，國家已經頒布了人才發展規劃綱要及中長期教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在這些綱要當中已經提出了大學要去行政化、取消學校的行政級別，推動現代大學制度的建設，並將其明確作為未來的改革方向。這説明，高層已經真正認識到了現實中的嚴重問題，就未來的改革而言，只是怎麼做的問題了。策劃/譚敏 文/記者 趙琳琳
責編：郭筱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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