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穗事件”到“田亮超生”，一個特殊群體進入了人們的視線，他們就是“官員化”的中國優秀運動員。這其中不乏在領導崗位上做出成績的成功典型，如鄧亞萍、熊倪、謝軍等，但身在其位不謀其職的也大有人在，其中不乏田亮郭晶晶這樣的大腕。

　　翻閱歷史資料，其實優秀運動員“賽而優則仕”現象不是問題，而是慣例。上世紀60年代的乒乓國手就曾經擔任國家體委主任，到80年代中國女排時代，優秀運動員從政更是一度風行。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激勵運動員更快更高更強，沒有獎金，也缺少物質刺激，所以給予一頂官帽或者類似待遇成為一種重要的精神獎勵。即便到2010年，在山東省體育局統一提拔下，邢傲偉、唐功紅、劉春紅等9名奧運冠軍也曾經集體晉陞副處級領導職位。

　　當下“賽而優則仕”引來諸多非議，其實不是體制變了，而是“人心”變了。首先是一些運動員“人各有志”。例如李娜和黃穗，就想專心打球“不願空佔著一個領導職位卻不能效力”。其次是一些運動員“分身乏術”。譬如田亮劉翔郭晶晶，比賽上學拍戲等等社會事務一大堆，哪有時間精力打卡坐班履行公務。當然也有個別運動員奔著“吃空餉”而來，意圖名利雙收。

　　問題不在於“賽而優則仕”本身是對是錯，而在於這一現象被體制化後是否被扭曲。在一些體育的專業領域，“外行領導內行”只能走入歧途，非得有勇有謀的大將擔綱不可。當年中國乒乓曾經一度形勢低迷，蔡振華回國執掌大印後迅速東山再起便是一例。而在李娜黃穗事件中，紛爭背後卻是地方政府欲借“名人效應”拉抬政績。如果官員任免不是本著“人盡其才、權責匹配”的原則，這種動機不純的運動員“官員化”自然不符合《公務員法》的要求，更不能讓公眾心悅誠服。

　　有些名將不願意“吃空餉”，而絕大部分“小將”卻不僅無空餉可吃，更要為退役之後的飯碗發愁，這種現象更值得我們關注。不久前，體操冠軍張尚武街頭賣藝，舉重名將淪為搓澡工，這種巨大的“貧富差距”不能不讓人唏噓。

　　我想，既然舉國體制短時間不能改變，而重視“體”和“智”的全面發展不失為解決當下“賽而優則仕”問題的現實辦法。如果每一個運動員在退役後都有靠自己雙手生存的本領，從政自然不再是人人爭走的獨木橋。從冠軍賣藝到“賽而優則仕”，給予運動員選擇自我命運的能力和自由方是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