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濤

      由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提供學術支持，並由學者、律師和媒體共同參與的“2011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1月15日發佈。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田文昌指出，在司法審判上存在對國企企業家量刑輕、對民營企業家量刑重的傾向。他建議應對立法做更加細緻明確的規定，營造對國企企業家、民營企業家一視同仁的司法環境。（《新京報》1月16日）

      新聞報道並沒有披露出“2011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中，對國企企業家和民企企業家量刑的具體情況，因此，我們無法從數據上來印證“在司法審判上存在對國企企業家量刑輕、對民營企業家量刑重的傾向”的説法，但從司法實踐中一些案例來看，這種現象是客觀存在，並且有深層次的原因。

      民營企業家的落馬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與地方政府交惡所致。一些民營企業在轉型期間受到政府資金、貸款和政策優惠，戴上了“紅帽子”，結果在明晰産權時發生糾紛；有些企業是政府招商引資進來，政府給予了各方面的優惠條件，但這些條件後來並沒有兌現，産生糾紛；還有的企業為了發展而外遷，導致當地稅收減少，引發與政府的矛盾。當民企與政府發生矛盾後，強勢的政府一方往往利用掌握的刑事司法權力，挖掘民企的“原罪”，比如虛假註冊資本、挪用資金、逃稅、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並且在司法上對民企予以重判。

      民營企業家的落馬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在融資過程中出現的犯罪，此次報告中也提出“國企企業家的主要犯罪類型是貪腐，而民營企業家多在融資問題上犯罪，前者是錢多，後者是沒錢。”但是，民企的融資過程的犯罪，比如集資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等，往往涉及到不特定的多數人，這些民眾在案發後經常聚集在一起，到當地政府上訪，施加巨大壓力。而地方政府為了息事寧人，往往也是在民企企業家不能償還欠款時，頂格判處他們刑罰，有時為了“維穩”的需要，甚至不惜犧牲當初自己的“紅人”。

      反觀國企企業家量刑輕，跟國企企業家本身具有的官員身份不無關係，許多國企企業家在企業修得功德圓滿，往往就調往政府任高官；也有許多政府官員年紀稍大，仕途無望，便活動關係調往國企，領取高額報酬。國企企業家不過是官員穿了另一個馬甲而已，他們在體制內的博弈力量巨大，即使是一朝落馬，也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他們能利用各種關係，讓他們的量刑降低。此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國企企業家涉及的多是貪腐犯罪，這種犯罪是“無被害人的犯罪”，如果不是因為貪污公款導致職工無法發放工資引發群體性事件外，大多數貪腐犯罪並沒有人與貪官死嗑，因此，國企企業家量刑輕，無人關注，很輕易逃避監督。

      由此可見，只有改變地方政府控制司法權力的現狀，只有制約權力的濫用，才有可能讓國企與民營在司法上得到公平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