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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換屆年的兩會，外國政府和智庫、國內外觀察家、媒體和許多關注中國外交的人，都免不了關注外交領域人事的更迭、外交戰略和風格的變化，並力圖為未來中國的外交走向，做一番勾勒和評估。

如果説，兩會後中國將有新的外交領導團隊和新的外交風格、特點，那麼對於今天的中國而言，其所面對的外交環境——或乾脆説，所面對的“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番新的面貌。

曾幾何時，當中國從貧困中蹣跚起步，以全新的開放姿態走向世界，並喊出“和平發展”、“和平崛起”響亮口號之際，世界各國的態度，是一半將信將疑，一半樂見其成。相對良好的國際氛圍，在客觀上給了中國和平發展的良好契機和從容時機。然而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口號所引發的國際反應，卻在不覺中悄然起了微妙的變化。大國的領導人、政治家雖然仍在談“自由市場”、“門戶開放”，卻對中國資本、企業隱秘地豎起一道道有形、無形的壁壘。雖然他們仍在談“太平洋足夠寬”、“不把中國崛起視作威脅”，事實上卻緊鑼密鼓地擺出了自己的陣勢。睦鄰友好仍是我們和鄰國關係的主流，但“中國威脅論”的聲調卻此起彼伏，和周邊一些國家間的主權、經濟權益和其它爭端，也呈現出更複雜的特點。與發展中國家間的互利互惠關係仍然受到廣泛歡迎，但“新殖民主義”等論調卻也有了較過去更多的市場。

中國近年來發展、崛起的速度很快，從昔日“大而窮”、“大而弱”的國家，發展為今天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過十幾年的辰光。如此快的發展速度，必然會打破既有的國際平衡，被超越者不甘心、不服氣，其它相關國家不適應、不知所措，應當説都是正常的、甚至是必然的。

曾幾何時，國際社會雖然呼籲中國“做負責任的大國”，但所期許的“責任”是相對簡單、相對有限的。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中國只需“管好自己”，就能贏得國際社會的理解和稱許。而如今，不僅“涉中”的國際話題，即便有些看似和中國風馬牛不相及的話題，國際社會也會對中國“聽其言、觀其行”，甚至挑剔，仿佛不論中國做什麼、怎樣做，都不免遭到來自這方或那方的批評、抱怨。

國家強大了，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增強了，國際義務和責任也會相應提高，外界對中國這個新興大國的期待也會“層層加碼”，而對於這種變化，國際社會需要有個適應的過程，中國新外交領導團隊則需要有個理性應對的過程。

中國外交所面對的另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是隨著開放程度的加深，中國公民赴海外工作、投資、旅行的人數越來越多，分佈越來越廣，“非公派”日漸成為海外中國人的主體。與此同時，中國的海外利益也在迅速增長。與此相應的是，針對海外中國人、中國利益的威脅和侵害數量明顯增多，這對中國外交如何切實保護中國海外權益，切實貫徹領事保護原則，保護海外中國人生命、財産安全，都提出了新的挑戰。

為了獲得良好的國際發展環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長期以韜光養晦的低姿態面世，在一些涉及主權、利益的爭端中，主張互諒互讓、平等協商。隨著國力的增強和國民主權意識的提高、政治參與熱情的高漲，國內希望中國外交更響亮、更明確地提出自己的主張、要求，採取更堅決的措施捍衛這些主張、要求，而國際上則出於對中國迅速發展的複雜心態，往往會以更警惕的眼光、更敏感的反應來應對。“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如何在“寬”和“嚴”、“軟”和“硬”之間，找出符合國家外交利益最大化的平衡點，是對中國新外交領導團隊的考驗。

國際角色發生變化的中國，所面對的國際外交環境，是全新的環境；對於世界各國而言，中國也是一個日新月異的中國。中國和世界如何在相互摸索中儘快適應，用最短時間、最小代價實現彼此“兼容”，是攸關各方利益的大事，而外交則正是追求這種適應、這種“兼容”不可或缺的“催化劑”和“潤滑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