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委黨校人口研究所學者豆小紅做過一個相關研究。按地域、年齡、受教育程度等指標，他抽取了幾組湖南高校畢業生樣本，分析其“職業發展”與“家庭出身”之間的關係。調查結論是：父輩的職業地位，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子輩的職業地位。公眾又是如何看待這一結論的呢？調查顯示，75.71%的受訪者對“父輩職業地位很大程度上決定子輩職業地位”表示認同。（《瀟湘晨報》9月25日）

       所謂“父輩職業地位決定子輩職業地位”，無非是説父輩處於上流社會，那麼子輩必然有更好的出路；而父輩居於社會底層，那麼出路自然不言而喻。這樣的説法其實並不新鮮，與“他們有的是背景、我們有的是背影”的黯然神傷及更早的“學會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異曲同“工”，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了社會現實，隱喻著社會性的結構危機和底層人固化跡象。

       社會結構本來應是一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的框架體系，“奮鬥改變命運”或者“英雄不論出身低”不該是一句口號。但現實的重重壁壘，卻導致了底層人向上“流動”的步履維艱。我們應該由此讀懂這種轉型和發展的陣痛。但向上流動的艱難，機會的稀缺，卻不應成為“自甘下流”的理由，更切忌以“父輩決定出路”的精神麻醉進行自我放逐。

       “調查中可以發現，‘富二代’大學生比‘窮二代’更容易謀求到一個好職業。”按照當下的流行語，豆小紅將父輩屬於中下層、下層者稱為“窮二代”，父輩為上層者稱為“富二代”。我非常反感“窮二代”的身份圈定。窮人的孩子為什麼就是“窮二代”，如果按照這種邏輯，恐怕日後還會出現“窮三代”、“窮四代”……再假若時空上溯幾十年乃至更早，如今的富人群體、精英群體，其祖輩有幾個不是農民和貧民？如果把農民工的兒子稱之為“二代農民工”，那麼，請問我們又是第幾代農民工？

       在我們這個文化不斷更迭前進的國度裏，任何群體的稱謂其實都具有某種狹隘的特徵。古人尚且能高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今人卻只能自怨自艾？我反對當前以“窮二代”、“富二代”之類稱謂去劃分社會階層的社會心理傾向，我更認可“富有—中産—貧困”的階層劃分。不能否認，窮人的後代相對於社會其他群體而言，參與社會化競爭和向上流動的機會狹窄、能力弱小。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沒有機會和能力；同時更不意味著，這種機會的狹窄和能力的弱小是正常與公平的。這才是一個必須要厘清的問題。

       所以，時下我們需要做的，是通過社會財富的二次公平分配和各項制度的跟進，逐漸縮小貧富差距，逐漸擴大弱勢者向上流動的機會和途徑，同時漸漸消弭貧富群體之間存在的心理割裂，讓“屌絲的逆襲”不再成為傳奇。而圈一個“父輩決定出路”的框子跳進去，再在框子裏討論公平與命運，實際上是對公平訴求力量的無形消解。（作者：陳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