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消息：本週一，3月5號人大開幕，大家自然關注著溫家寶總理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當天下午，相當多的媒體都把報告中的一個數字當成了大標題，八年以來，GDP目標首次低於8%。還真是，上一次年度GDP目標低於8%還是2004年的時候，説起來巧了，那一年是溫家寶第一次以總理身份做政府工作報告，當屆政府正好履職一年；而今年做報告時，本屆政府任期還有一年。也難怪，大家會關注這八年來GDP的“首降”。但其實，200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與201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還有一個細節值得關注，八年前的那份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改革”一詞出現了50多次，是近些年來比較高的。但是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之中，“改革”一次出現了70次左右，難怪，它迅速就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新聞週刊》本期用特別節目的方式，來關注我們要的改革，我們要的改變。

     改革又到窗口期

    溫家寶：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正確抉擇。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繼續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各項改革，破解發展難題。
2012年3月5日，溫家寶總理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結束不久，有心的媒體就統計出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改革”一詞出現了七十次左右，可以説溫總理的政府報告中“改革”這個詞貫穿始終。而在會場外改革一詞同樣是各位代表談論的焦點。

    人大代表　何達平：只有通過改革，不改革沒出路。

    人大代表 姜大明：我們還是用改革來推動發展，來激發活力。

    人大代表 張羨崇：無論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都應該加快步伐。

    人大代表 錢月寶：百姓的期待就是改革的方向。

    政協委員 黃其勵：發展和改革必須同步進行。

    據3月9日中青網的統計，自從3月5日“改革”聲起，網絡上開始出現大量有關改革的文章。新聞報道的數量最多，有8395篇。其次為論壇文章，有3672篇，短短的幾天時間，閱讀人數更是達到二百多萬。

    王錫鋅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我覺得改革成為一個熱詞、成為一個關鍵詞，這一點很好，它表明我們這個社會至少在對要不要改革的問題上，有著非常明顯的強烈的共識。
辛鳴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其實我們中國社會對改革的熱度一直是比較高的，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整個這個階段改革就是永恒的主題。我們中國社會這些年來我們的發展成就又都是改革帶來的，所以改革也是我們中國社會前進發展和進步的法寶。

    的確，改革對於我們不是一個新鮮詞，從1978年到今天，33年來改革一直伴隨著我們，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更是啟動了新一輪的改革。

    鄧小平：中國只要不搞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

    正是這一年，88歲的鄧小平講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革命是解放生産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産力”等影響中國命運的話語。小平“南巡講話”，讓中國的改革走上了快車道，才有了今天的中國崛起。2012年，恰逢小平“南巡講話”二十週年。

    趙啟正　政協新聞發言人：此時，我們重溫鄧小平的南巡講話 回顧九十年代初到今天的歷程　使我們懂得深化改革的時機到了　我們會繼續堅定的前進。

    “深化改革的時機到了”，這是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新聞發佈會上，新聞發言人趙啟正回答記者提問時的表述。在他看來，一方面深化改革的基礎更加堅實了。另一方面，人們對進一步改革的認識也越來越有共識。

    厲以寧 全國政協常委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改革在今天我們積累了這麼多年的經驗以後，今天我們所遇到的問題比鄧小平南巡講話遇到的問題要複雜得多，而中國的形勢已經變了，中國今年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所以根據這個新的形勢，我們必須有新的考慮。

    溫家寶：今年是“十二五”時期承前啟後的重要一年，也是本屆政府任期的最後一年，我們要克盡職守、銳意進取、攻堅克難、絕不懈怠，交出一份人民滿意的答卷。
在這份長達36頁，兩個多小時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坦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仍然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政府工作仍存在一些缺點和不足，節能減排、物價調控目標沒有完成。同時報告中我們也看到了PM2.5這樣的新詞以及GDP增速目標八年來首次低於了8%。

    張平 國家發改委主任：今天上午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今年的改革提出了六個方面的具體措施，包括財稅金融領域的改革，包括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包括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包括農村的改革，還包括發展個體私營經濟，進一步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這些方面的改革，所以在改革的問題上，我們會毫不動搖。

    中央黨校的辛鳴教授認為，今年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裏談了一系列改革，這表明中國的改革還需要不斷深化。因為經過30年的改革，尤其是近20年的快速改革，我們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有一些不足。

    溫家寶：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全面推開尿毒症等八類大病的保障，農村中小學佈局要因地制宜，處理好提高教育質量和方便孩子就近上學的關係。

    辛鳴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這是什麼？這就是實實在在的改革，改革在今天是在很多的細節上來體現它，究竟做還是不做。我們希望解決的是我們通過我們的改革，讓我們社會公眾不斷的看到改革的成就，不斷的對改革充滿希望，不斷的對改革提出新的期待，把我們的改革推向更進一步的前進。

    三十多年來，中國取得的了巨大的成就，已過而立之年的改革進入了深水區和攻堅區。當前世界政治經濟形勢複雜多變，我國又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面對重重矛盾，改革不能退”這是已經達成的共識，面對難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大膽探索，以更大決心和勇氣繼續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各項改革。

    王錫鋅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我想今天共識可能正在形成，因為這種利益分配的制度、社會分配的不公平，已經帶來了很多的社會矛盾，這些社會矛盾不解決　那麼那些原來的既得利益其實也是很難持續的，所以有可能獲得利益改革的共識

    厲以寧 全國政協常委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改革探索是間斷的、步驟的，已經完成的這是已經都成過去了，但是一定還有新問題我們會發現，甚至會發現以前改的不夠的地方，所以改革是個不間斷的過程。

    白岩松：“改革”這個詞陪伴中國人已經很久了，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來到現在也30多年了。這已經不是一個新詞，但為什麼近一段時間人們屢屢提到這個不新鮮的詞彙呢？顯然，人們是希望在改革之中添加進新鮮的內容。那麼除去經濟層面的改革，我們還要在其中添加些什麼呢？面對這個問號我想起了一個地方，2000年1月1號那天，它很有名，因為新千年我國大陸第一縷曙光就是從它那兒出現的，媒體都進行了直播和報道，這個地方就是浙江省溫嶺市。然而近些年很多人關注它、談論它、走近它，可不僅僅是因為大自然的陽光。

    溫嶺之路

    發言者：首先，我感覺科技局的預算不是一個完整的預算，三公經費在哪？
答：我們局裏的經費正常的就在這裡，正常支出裏面。其他的經費，包括外面的專家請來，經費多少我們再安排多少？

    發言者：有幾個企業在一年裏有不同的項目，你們科技局給他獎勵了兩筆資金，那麼在全市就沒有比他們更需要錢的企業嗎？

    答：10萬塊錢是我們市裏的，25%到15%是國家的，是國家政策，主要是促進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

    發言者：就像錢江摩托這種大的企業，你20萬獎給他，我覺得九牛一毛，一點用處都沒有。還不如去支持那些真正有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小微企業。

    兩會前夕，浙江溫嶺市“2012年預算編制民主懇談”又拉開了帷幕。和其他地方在兩會召開時才審議預算不同，溫嶺有5個部門已經推行了會前預算的民主懇談，從人大代表在人代會上“審預算”，提前到普通民眾參與“編預算”。參會者有經驗豐富的人大代表，也有隨機抽取的村民和企業主。他們提出的意見，將成為預算最終稿的重要一環。

    問：我是溫嶺市(綠豐)生豬養殖場，是養豬的，我很想生産出無公害的豬，錢不錢我們還是不想要多少，關鍵是科技局能不能牽線搭橋，請專家給我們講課。

    答：這個我回去之後馬上給你聯絡，中國科學院或者浙江農科院，我們給你聯絡。

    綠豐生豬養殖場場長 吳林生：第一次(參加)，沒有參加過。這次聽了之後，我想這個辦法是好的，如果不徵求大家的意見，你科技局以後開支是不是還走老路子？

    後爐村村委會主任 阮浩波：最早的時候，實話實説，那些部門一聽説叫他們編這幾預算，很多部門都是誠惶誠恐，叫他們編個預算，他們編好長時間都編不出來，現在這幾年下來，部門編預算水平我覺得是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民主懇談”，這已經成為溫嶺人非常熟悉的一個詞語。大到拆遷安置、道路修建，小到村裏要不要買垃圾桶，都要去“懇談懇談”。溫嶺這個100多萬人口的東部小城，一直與中國經濟的發展緊密相連，溫嶺農民也是市場經濟大潮中最早的探索者之一。

    溫嶺市委民主懇談工作辦公室主任 陳奕敏：溫嶺這個地方是一個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人有錢以後，他就可以不依賴於政府，自己可以生存的比較好，這樣的話他就敢於對政府提出要求，就不怕政府。第二個，市場經濟發展以後，不同的社會階層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訴求，就想把自己的願望和要求輸入到政府。

    20多年的發展，讓溫嶺人富裕了，也讓矛盾慢慢顯露出來。1999年6月，正苦惱于村民上訪頻繁的松門鎮幹部，為了讓村民有途徑表達自己的訴求，提出了一個新想法：能不能改變過去“政府説，農民聽”的模式，讓村民和政府面對面交流呢？

    原松門鎮黨委書記 朱從才：一到松門工作以後上訪的多，天天給你辦公室圍住，不好弄。所以就搞一個開放式的形式，讓群眾自己來，讓他講，群眾有一個講話的平臺，有一個講話的機會。

    1999年6月25日，松門鎮第一屆“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論壇”召開，聞訊趕來的村民坐滿了整個會議室。鄰里糾紛、液化氣價格、村鎮規劃……提問之踴躍，大大超乎主辦者預料。

    原松門鎮黨委書記　朱從才：提建議，提要求，你必須要舉手的，舉手之後有幾個工作人員配在那邊，看誰舉得高話筒就給誰。我們臺上的領導，就對提出的問題進行當場的解釋，當場答覆，當場許諾，是這樣子下來的。一些解決不了的，給你記下來，交辦哪個單位給解決，多長時間。

    村民：我們村如果和xx村合併了，那我們的範圍就變小了，我們利益受損，我不同意。

    原松門鎮黨委書記 朱從才：有一次我記得，在民主懇談的那天進行了大概一個多小時下來以後，有的菜場裏面賣菜的，同工商所的工作人員發生衝突。

    溫嶺市委民主懇談工作辦公室主任 陳奕敏：她説我們是賣酸菜的，我們在菜市場門口賣酸菜，結果工商所的人趕過來不讓我賣，把我們的稱搞斷了，而且把我們的工具都沒收了，説我們沒有交管理費。但是她説我們自産自銷是不應該交管理費的，她説我們有話説，我們要提意見。

    原松門鎮黨委書記 朱從才：群眾就跑到這裡，在民主懇談會上提出這個問題，搞的工商所那個領導不好下臺，最後處理了這個事情，向群眾做了賠禮道歉，把稱賠給他。

    提出的問題竟然真的能解決，有回應，村民們反響熱烈，民主懇談很快就在各個鄉鎮推廣開來。2010年，城東街道樓山村要整村拆建，補償方案卻有爭議。9個遺留戶之一的張福土，就是在村委會這間會議室裏，參加了關於拆遷安置的民主懇談會。

    張福土：老房一共300多平方，開始只給我132平方，所以我感到太吃虧了。

    張福土：都也讓步了，當時給我三間通天，現在給我兩個小套。我更喜歡小套，一套66平方(佔地面積)。我家五口人，給了兩套。

    像這些老房子，十幾戶人家，基本上都得到解決了。像這個地方這個區域，兩個月之內就要新建了。包括下一步引進天然氣軌道，還有小區裏面建設的道路硬化了各方面，都要召集村民代表大會，徵求村民代表的意見，跟他們協商。

    從最初的家長裏短、鄰里糾紛，漸漸發展到拆遷、教育、環境衛生等公共事務的討論，民主懇談的範圍越來越廣泛，村民的參與程度也越來越深，面對的阻力也越來越大。

    溫嶺市委民主懇談工作辦公室主任 陳奕敏：民主懇談在運行過程中它確實存在幹部造成很大的壓力，精力上、財力上，還有幹部直面群眾遇到了一些挑戰　所以我想這個民主懇談做到這一步了必須要進行深化

    溫嶺市人大常委會主任 張學明：到2005年，參與式預算跟民主懇談就對接上了，當時黨委提出來，既然我們各個方面都可以談，為什麼預算不交給代表和民眾去談呢？新河的做法主要是在人大會前，以公告的形式讓民眾通過各個渠道來廣泛的參與政府預算方案的編制討論；澤國的形式主要的就是通過搖號，按照千分之二的具有選民資格來確定民眾來參與城市建設項目的民主懇談。

    王錫鋅：溫嶺所做的這種早期的個體化的民主懇,談到後來發展到集體性、決策的這種民主懇談，以及到今天這個參與式預算，整個不同的形式，其實他的核心是一致的，這種一致的核心就是一個對公共生活的參與。

    2005年，進入第六個年頭的溫嶺民主懇談開始與基層人大制度相融合，把民主懇談引入人大預算審議環節，通過“參與式預算”來監督政府行政，新河、澤國等6個鄉鎮成為第一批試點。而在本週，代表們也對溫嶺各部門的預算進行了審議。

    陳奕敏：參與式預算民主懇談在推廣的時候阻力更大，因為預算的編制以前完全是黨委和政府的事情，老百姓根本沒有參與的機會。因為決策型民主懇談要求基層的黨委政府讓出一部分決策權，讓群眾來參與政府對公共事項的決策，這樣對政府是一個制約和挑戰。

    王錫鋅：參與式預算和民主懇談這種形式最重要的是要落實一種責任機制，其實它就是培育兩個理性，一個是政府的管制理性，一個是民眾的公共理性。我們現在因為有的時候對民眾的參與權、知情權沒有充分的落實，所以最後一旦問題出來了，可能大家的怨氣都撒向了地方政府。所以我想這種參與式預算、民主懇談的核心機制一個是公開的、第二是有效的，第三是責任。

    陳奕敏：民主懇談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它確實提供了一個解決問題和矛盾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種解決的方法。以後隨著民主懇談不斷的完善，參與的公眾越來越多，我想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它的效果可能會呈現的越來越好。

    白岩松：今年2012年，是兩個歷史事件的20週年，一個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一個是當年的十四大確定市場經濟的路徑。對於中國改革進程來説，這都是標誌性的大事件，而這樣的事件，它都與廣東密不可分，畢竟在中國改革的進程當中，廣東扮演著“南風窗”的角色。然而近幾年，廣東重新面臨挑戰，各地土地財政佔上風，可廣東剩下的地不多了，環境、資源都是問題，富了之後的下一步像一個巨大的問號擺放在廣東面前。從某種角度説，又一次歷史抉擇是廣東必須要面對的，這個抉擇不僅僅只是發展經濟這一單純的使命，而就像廣東自己提出來的“幸福廣東”這一目標一樣，幸福可不那麼簡單。

    廣東破題

    3月5日下午五點，參加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廣東代表團向中外媒體開放，超過150家媒體記者趕來採訪。今年記者們在廣東團頻繁聽到一個説法：行政體制改革。説白了，就是如何調整政府自身權力，這被認為是當下中國改革的“深水區”，也是廣東正在進行的實踐。

    全國人大代表 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小平同志，已經早就指出這種弊端，就是政府管了很多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就是要解決進一來這個問題，或者説這一輪的改革要想辦法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要理順市場，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這兩種最關鍵的關係。

    行政體制改革中，理順政府和市場關係的部分，人們很容易理解，全國都在探索。但廣東真正領全國風氣之先的，是在理順政府與社會關繫上，也就是社會管理創新。

    總理政府工作報告：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提高城鄉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自治能力。

    在中國這樣一個13億人組成的龐大社會內，經濟急速發展帶來帶來的社會分化，已經使得社會管理創新成為一個日益迫切的話題。2010年，中央黨校第55期地廳級幹部進修班，曾就這個問題專程到廣東調研，在事後形成的報告中有這樣的表述：“社會管理存在許多薄弱環節，許多不穩定因素不斷産生並很多不能及時化解，刑事犯罪高發，社會矛盾大量增多。--面對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迫切需要加強社會管理創新。”　

    全國人大代表 廣東省省長朱小丹：我們希望在廣東率先建立起一種新型的社會自治體系，它的主要依託就是社會組織和社會仲介，這個做法在西方的發達國家，包括我們身邊的香港，都有很成熟的經驗，該學的我們也得學。

    全國人大代表 陳舒：過去什麼事都是由政府包乾，政府大包大攬，實際上很多事還沒落下好。現在老百姓自己的事由老百姓自己去做。

    陳舒是廣州市律師協會名譽會長，也是廣東團一位以“敢説又懂行”著稱的人大代表，她曾建議全國總工會允許農民工入會，後來全國總工會修改了章程，接納農民工入會；她曾批大超市亂收“入店費”涉嫌商業賄賂，得到國家工商總局認可並著手調查；對於社會組織如何參與社會管理，陳舒深有體會，因為她長期任職的廣州市律師協會，就是一個非政府組織。

    全國人大代表 陳舒：曾經以前有一段時間，房地産是不好的，有個詞叫爛尾樓，結果就涉及到很多的拆遷戶不能回遷，這一點當時我們的市長，/就提出來是不是能夠由我們律組織我們的律師來出面，動員幫助這些拆遷的受害居民，來幫助他們打官司，走法律程序。後來搞了大概有兩年多的時間，我們律師主動和拆遷戶聯絡，支持他們，幫助他們，很低的收費，幫助他們起訴發展商，然後來促發展商，把這個項目通過再轉讓，採取一些商業的變更等等，來解決。結果通過兩三年的時間，再加上市場也慢慢逐步向好，現在的廣州亞運會前，所有的爛尾樓，起碼在市中心全部都解決了。就是社會組織在這裡面發揮作用。

    在律師協會介入爛尾樓處理之前，大量回遷戶持續不斷地到政府部門反映問題，而這樣的商業糾紛政府又不宜直接插手，最終依靠社會組織介入，問題得到解決。

    全國人大代表 陳舒：我們現在説在社會管理上，我們認為要創新，不是説我要什麼革命性的措施，其實我認為根本的問題就是讓人民群眾的事讓人民群眾自己發揮他的聰明才智，他自己來好好地管理，政府就是提供好服務。

    在廣東，除了律師協會這樣高素質的專業社會團體，近年來，許多普通公民也越來越多地參與到社會管理中。

    全國人大代表 陳舒：像我們廣州番禺發生了垃圾焚燒事件，大家又寫信，又向政府反映，而且我們廣州的政府也都解決的很好。它就是一種公民權利，關注自己權利的一種表現。

    2009年初，因為垃圾圍城的困境，廣州市環保局決定在番禺興建一座新的垃圾焚燒廠，但因存在環保隱患，項目遭遇當地居民反對，環保部門組織多次座談會，最終與當地居民達成一致：停建垃圾焚燒廠，轉而實行嚴格的垃圾分類制度，以便減少垃圾總量。這一事件，成為普通民眾參與公共決策的範例。而類似的例子在廣東還有很多--大四女生區佳陽為了看到耗資1.5億的廣州光亮工程的可行性報告，多次去政府部門舉牌，並在個人微博發起簽名，最終得到市建委主任約談並當面解答疑問。高一男生陳逸華反對廣州地鐵公司耗資9000多萬改造車站，並連續多日在繁華路段舉牌收集簽名。面對公眾壓力，地鐵公司一週內三次回應陳逸華，最終表態會本著節約的原則翻修。

    中國人民大學 政治學系教授 任劍濤：廣東自己有一個命名，2011年叫社會管理創新元年。廣東省委省政府制訂了一個關於社會建設的決定，圍繞這個決定作為核心，又頒布了七個配套性的文件，這個在各地省委省政府這個層級上，如此嚴肅、認真地在一年時間內有一個重大的推進還是很罕見的。

    2011年12月1日，廣東東莞，一個名為“千分一”的公益組織正式掛牌成立，這家由東莞市民張坤創立的公益組織，此前20年裏已經資助超過4000名貧困兒童上學，在東莞乃至全國的公益組織中都有不小的影響力，張坤也因此被人們尊稱為坤叔，從2005年開始，坤叔想給他的公益組織到民政部門申請登記，連續6次遭拒，在2011年10月，第七次申請終於獲批。省委書記汪洋還專門就此事批示：我們不能對公益組織在成立時就搞“有罪”推定，而成立後卻疏于監管。

    中國人民大學 政治學系教授　任劍濤：如果是30多年系統廣東是為市場經濟在開墾出一條道路的話，廣東現在必須以社會建設來為中國進一步示範，如果國家第二步和第三步走不出去，僅僅是一個市場機制的改革，不僅是廣東落後，而且是中國的改革缺少探路者。

    白岩松：兩會之前，經常聽到有人在反復輕鬆地説一句話，“中國的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會不會現在石頭摸習慣了卻忘了過河？這看似輕鬆的語言中蘊藏著人們對新一輪改革的期望。其實，從上到下，人們應當是沒有忘記過河吧？建黨90週年講話中，胡錦濤強調，中國共産黨面臨的四大危險，第一個就是精神懈怠的危險，指的就是好多人覺得改革30多年了，差不多了，歇會兒吧，急什麼呢？真不急嗎？真能歇嗎？還有，改革到了這一步，僅僅摸石頭就夠了嗎？要不要從更高層面去想問題，去衝破阻力進行深層次的改革呢？

    3月5日 廣東代表團 媒體開放日

    汪洋：我們在解決利益格局影響改革的問題上，首先是要從我們執政黨和人民政府頭上開刀。我想只要我們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有關部門，真正能夠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那些少部分人的利益，那麼我們的改革就會往前邁出最關鍵的步伐。

    在3月5日的媒體開放日，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很坦然地提到了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而在3月6日的廣東代表團小組討論上，全國人大代表鐘南山提出，廣東各種社會組織超過3萬個，但是政府該管的和不該管的沒能搞清楚。對此，汪洋的回應是，政府放權，首先要改法，要理清法律法規規定了部門有什麼權力。或許，在深化改革的探索中，廣東已經觸碰到了某些實質性的壁壘並意圖尋求突破。

    辛鳴：我們第一不應該再繼續摸著石頭過河了，因為我們想摸石頭已經摸不到，這個水太深了，第二我們也沒有必要摸著石頭過河了，因為我們30年改革積累了大量的經驗，也讓我們對改革的規律認識得越來越深刻，我們可以有一個更好的改革設計框架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下，中國未來的路朝哪兒走，又該怎麼走，已經不再是中國自身的問題。就在今年兩會召開之前，世界銀行發佈了一份名為《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報告，為中國的未來發展提出六大戰略方向，並提出了中國應對未來二十年所面臨的風險的措施建議。但這份長長的藥方帶來的，除了借鑒的思考，還有激烈的抨擊。

    2月28日，報告發佈的第二天，獨立學者杜建國闖入世行新聞發佈會現場演講抗議，並指出報告中關於銀行私有化並減少監管、國企私有化等建議，會對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造成極大危害。對此，世行行長佐利克的回應是，“改革的主動權在中國，決策由中國自己做出。”顯然，一份並不能決定中國未來的報告，其引發的爭論卻説明，亟待突圍的改革，似乎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王錫鋅：無論是領導者還是民眾，其實大家都渴望改革，那麼，可能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説改革的方向共識，也許還在醞釀的過程中，今年之所以提得特別多，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它表明我們這個社會至少在對要不要改革的問題上，有著非常明顯的強烈的共識

    厲以寧：形勢已經不一樣了，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時候，很多改革還是剛開始，所以那時候很多都是在民間一種自發的在做實驗、做探索，今年就不一樣了，今年更需要的是統籌安排，頂層的設計

    頂層設計，一個脫胎于工程學的概念，卻迅速演化為中國的熱門政治詞語。這個詞語背後，是分稅制度改革、金融改革走向、匯率制度改革、地方金融問題等一系列中國當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

    辛鳴：　現在大家一談頂層設計談什麼？就説我們能不能中央有一個部門，拿出一個改革的方案來，大家就按照這個方案去搞改革去，我説不是。其實頂層設計我們應該把它理解成為頂層理念的確立，我們中國社會的改革必須是為了整個中國社會全體民眾的改革

    王錫鋅：如果我們把第一次經濟改革做一個分析的話，相對來説它的確可能大家都會鼓掌，就是我們一起大家同心協力把蛋糕做大，因此剛開始大家都會皆大歡喜，我們今天面臨的改革的確可能難度更大一些，這種難度更大要注意不是在技術層面上難度大，而是可能因為有一些阻力

    辛鳴：為什麼越來越難了？就是我們中國社會這30多年的改變，客觀上形成一個利益結構，或者我們説叫利益框架，獲得利益比較多的那些群體，他就希望把這個框架維持下去，但是我們説再難中國的社會改革必須繼續往前推進，如果不往前推進，那麼也許我們真就會走到一個不歸之路上去。

    王錫鋅：我們過去看到中國改革的路徑一直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導來推動，這裡有他的優勢。但是他的問題就是改革到一定程度，如果擔心改革會影響到既得利益，可能就不改了，因此在這時候引入自下而上的民眾參與式的推動，我覺得可以為我們今天要進行的接下來的改革提供持續的推動力。

    如果我們把目光再度拉回到溫嶺這個浙江東南沿海的縣級市，或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這種自下而上的推動所帶來的變化。作為全國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業的誕生地，溫嶺在市場經濟方面步子邁得更遠一些，如何解決利益分化這已經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溫嶺似乎已經摸索出了至少是現在看來行之有效的方法。

    王錫鋅：你是不是真正的激活了民眾的參與積極性，承認他們參與的權利，同時也讓他們意識到權利和自由的行使是有責任的，這個參與權這是核心。我覺得大家來關注溫嶺這樣一個模式，其實是關注我們改革中所面臨的一些新的問題，比如説政府如何來配置資源、行使權利、民主如何參與公共生活。

    厲以寧：改革始終兩方面是不能分的，既要有頂層的決策，統籌的考慮，也應該有群眾的智慧吸收進去，任何公有制上面跟建築是不一樣的，建築實際是物，怎麼利用材料把它建設更好，一定要科學。但是改革就不一樣，假如沒有群眾的積極性，民間的積極性你不把他調動起來，光靠那司機有什麼用？

    政府工作報告：今年改革的重點任務是：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完善分稅制，健全 轉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和比例。完善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穩步推進地方財政預算、決算公開......

    厲以寧：正如《人民日報》評論員所講的，改革有風險，不改革有危險。我相信這句話是對的，而且改革的路是這樣，如果改革就此止步的話，可能前功盡棄

    白岩松：回頭看這20年前的鄧小平南方講話還是時常會有熱血沸騰的感覺，並且感慨改革的巨大推動力。從某種角度來説，這20年我們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20年前鄧小平南方講話及十四大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所造成的結果。所以，我們今天還需要用改革再推中國一把，讓20年後面對今天有感恩和感慨。改革不能再靠哪一個人，而要靠更多的人形成共識，並讓這改革的共識變成新的推動力。因為不管過去我們取得了多大成就，但我們都應當相信更好的中國在未來，不是嗎？好，下周的事兒咱們下周再聊，新聞週刊，祝您週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