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資料圖）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GDP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脹，但整體財富的積累卻沒有理想地帶來公平合理的分配。中國經濟總量擴大的同時，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拉越大。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福利問題困擾著普通老百姓，也困擾著研究收入分配的專家學者。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就是其中之一。農業經濟、勞動與經濟增長、土地改革、城市化問題是他研究的重點。在他看來，收入分配問題，是中國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而改革是必須要走的道路。“不改革就沒有前途。沒有改革的推進，收入分配的根源性問題就無法解決。”

　　那麼在周天勇看來，收入分配的癥結到底在哪？改革該如何推進？

　　城鄉差距是最大癥結

　　《英才》：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你認為收入分配的癥結在哪？

　　周天勇：中國收入分配的問題比較複雜，最大的癥結在於城鄉差距。

　　中國幾億農民的年均收入才幾千元，而城鎮居民的平均收入是他們的三倍，這對總體的基尼系數權重影響非常大。如果單從城市或者農村角度來講，基尼系數(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在0和1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都在0.4以內，但是兩者一綜合就到了0.5以上。所以城鄉差距是基尼系數最大的影響因素。

　　城鄉差距有歷史和結構的原因。解放以後，中國採取了城鄉分割的經濟制度，農民無法向城市流動，經過三四十年，農村最後積累了一批50、60、70歲的農民，他們從事農業生産，一年的收入只有3000塊錢左右。而與之相對應，他們的孩子去城市打工，一個月的收入就達到了2000元左右。中國農村佔全國36%的勞動力，才創造了10%的國民生産總值，留守老人加上留守婦女和兒童大約50%的農村人口分配這10%的GDP。另外，上世紀90年代末和20世紀初，有些農民進城還把一部分收入寄回家，特別是50後、60後和70後寄的錢很多，但現在80後、90後基本不給家寄錢，這就導致寄希望於打工收入縮小城鄉差距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所以，中國的城鄉差距是歷史城鄉分割體製造成的，是二元結構的深層次反映，是過去反城市化的後果。

　　《英才》：解決的辦法是什麼？

　　周天勇：有兩個辦法。一是減免稅費，通過給農業減稅，加大對農業的支持，防止差距越拉越大。第二要積極地推進城鎮化，將低收入人口轉移到城鎮變成高收入人口，後者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但需要注意的是，低收入的老齡人口即使轉移到城鎮，也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同時這部分人也難適應城市生活。所以只能等待時間的推移，隨著這部分人口的自然減員，其在人口中的比例會逐步縮小。

　　以上的兩個辦法都需要通過一系列改革來實現，比如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宅基地拆遷辦法的完善等等。要讓農民從農村退得出，城市要進得來，要有業就，有房住，有社保，有公共服務。如果沒有這些制度的改革，結構調整不會很順利。

　　《英才》：結構調整遇到的最大問題在哪？

　　周天勇：縮小結構性的城鄉差距，僅僅通過改革，而不調整結構，不推進城鎮化，是沒有用的。這是歷史性的問題，急不得，只能等待。

　　但有一種改革是不對的。有關決議稱要在“十二五”期間實現工資翻一番，提高兩個比重：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勞動工資收入佔GDP的比重。問題是，政府能控制的漲工資的領域，只是公務員、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財政能支出的也是這些部門。但是這些部門漲得越多，收入差距就越大。而個體戶和民營企業是沒辦法控制的，這些企業漲工資只能增加其運營成本。現在的民營企業經營本來就很困難，增加負擔只能導致其加速破産，因此這種改革思路是錯誤和不可行的。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英才》：你認為改革應該側重哪些領域？

　　周天勇：我認為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均等的教育，一個是公平的創業環境。這是社會公平的前提。

　　首先要讓所有人上得起學，特別是義務教育，要延長到12年。這個期間大家都受同樣的教育，無論是富家子弟還是農民的孩子，讓其能獲得的教育是平等的，不要讓收入差距在代際之間傳承。

　　其次要營造公平的創業環境，要大力改革工商註冊登記、稅費徵繳制度、年檢以及政府管理審批，這些制度都要進行改革和清理。貸款渠道也要公平。

　　與其所謂工資翻番，最終由於只增加公務員、事業單位和國企職工收入而導致差距越拉越大，還不如改革這兩項，這才是改革的重點。

　　另外，要調節壟斷行業以及有財産的富人，向企業徵稅應轉為向財産徵稅，應該開徵房産稅等財産稅。現在收入高的多是壟斷性的國企、壟斷性的金融行業，競爭不夠充分、佔用大量的資源、貸款成本很低，他們擠壓了創業空間，壟斷性的國有經濟和金融，是導致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對他們進行改革，對他們的收入分配進行監管。同時應通過法律手段，加大輿論監督，打擊灰色收入。要對第三方進行審計，並且上繳紅利。

　　《英才》：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現行的財政稅收政策是否也要做出調整？

　　周天勇：我認為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不應當再提高，3500元就非常合適。如果起徵點提到一萬元，這會導致很多在這個標準上的高收入人群不用交稅，這對農民等低收入人群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要交稅，所以最終反而會提高基尼系數。

　　擴大中産階級的比重，建立橢圓形的社會結構非常必要，但並非是通過稅收，而是要鼓勵創業，建立公平的創業環境。美國、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的中小型私人企業數量非常多，不僅解決了就業問題，而且造就了龐大的中産階級，因此我們要向東亞和美國模式學習。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國家的中産階級的構成主體，是中小微企業家，而不是上班的白領們。

　　另外要開徵房産稅，造成兩極分化的一個原因就是土地制度和土地財政。從農民手裏成本較小地徵地後，政府一畝地甚至賣100萬—200萬元，但農民得到的財産利益轉移非常少，這其實是在剝奪農民利益，是不合理的制度。

　　房産以高價賣出，土地出讓金非常高昂，而最終支付這部分錢的人群是沒有財産要買房子的人，並且是70年的租金一次繳清。從增值方面講，假如10年前買了房産，現在升值了，但是增值的這部分不用交稅，這些都是不合理的。因此，應該將土地出讓金制度廢掉，改成房産稅和土地交易增值稅，對買了財産的人和增值的部分按照比例徵稅。

　　《英才》：健全社會保障也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方面，這方面你有什麼好的建議？

　　周天勇：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非常必要，低保、慈善公益、社會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保障，這些需要儘快建立起來。

　　但是住房方面，我反對大規模地建設廉租房、將25%甚至將更多人的住房保障下來的想法。在我國人均GDP僅5400美元的情況下，政府部門要把教育、衛生、養老、住房全部負責，除了像新加坡這種小國家能夠實現以外，一般的人口大國的政府部門都承擔不起。美國經濟比我們發達，但美國並沒有大規模建設廉租房，只是允許低收入人可以貸款買房，最後都導致了次貸危機。而且現在美國養老金面臨鉅額的虧空，再把住房問題攬下來，對美國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土地供給嚴重不足

　　《英才》：那高房價如何解決？

　　周天勇：第一，應該廢除18億畝紅線行政控制，現在土地供給嚴重不足。第二，這麼高的土地出讓金，房價裏70%是政府稅費，如果把土地出讓金變成房産稅，房價立馬下來。

　　《英才》：18億畝耕地紅線的説法是否科學？

　　周天勇：有人説是為了保證糧食安全，但我認為這是非常笨的辦法。我們國家即使城市化率達到80%，需要新增的交通建設、水利建設、城市建設用地加起來才2.5億畝。但中國有40多億畝的未利用土地，其中包括5.6億畝鹽鹼地，26億畝沙漠，還有裸露、採礦塌陷地等10億畝，幾千萬畝灘塗地。在不佔耕地的前提下，增減挂鉤，佔補平衡，完全可以改造出來2.5億畝建設用的土地。

　　我建議，從未利用土地中改造出來2.5億畝耕地，然後再從城市邊上置換2.5億畝土地。比如將一些鹽鹼地改造成良田，就在城市周圍置換一些土地進行建設。並且，未利用土地改造成良田，目前的技術和成本完全都不是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輿論認為城市化佔據了大量土地，這是不對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村莊佔地面積7000多萬畝，現在達到3億畝地，增加了2.3億畝；而城市佔地由原來的2000多萬畝到現在的7000多萬畝，才增加了5000多萬畝。而與之對應的是，30年城鎮常住人口增加了將近5億，農村減少了將近9000多萬人。

　　因此，新農村社區的建設非常必要，將村民集中起來，能騰出大量的土地，其中的潛力是很大的，我認為至少能騰出1.5億畝土地。現在關鍵的問題是産權不明確，補償不夠，比如宅基地指標政府拍賣上百萬，甚至數百萬，但只給農民很少一部分，所以拆遷導致上訪，群體性事件。如果補償夠了，財産權責明晰了，土地就能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