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勃列日涅夫？

    俄羅斯早就有人提出存在“兩個勃列日涅夫”的問題。

    曾任《真理報》總編的阿法納西耶夫説：“我頭腦中有兩個勃列日涅夫，一個是1976年夏季以前，即在他身患重病之前的勃列日涅夫；另一個是那個夏季以後的勃列日涅夫。前一個勃列日涅夫是一個精力充沛、活躍、有所作為的人……後一個勃列日涅夫則是一個重病纏身、不愛活動、少言寡語、不善思索的人，他的敏感和感傷達到了病態的程度，尤其喜歡阿諛奉承，貪圖榮譽、獎賞和禮品。”

    曾多次參加蘇共中央重要文件起草的鮑文，也持類似説法：“我知道兩個勃列日涅夫——早期的和晚期的。”早期的勃列日涅夫比較謙虛，從來不羞于説他有不知道的事，可以和他爭論，可以説服他，他不擺首長的架子，比較平易近人。晚期的勃列日涅夫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他有病，因而愛生氣，聽不進反對意見，不再參加文件的起草，常常一個人待在別墅裏，只讓少數幾個人去見他，特別喜歡勳章、稱號和讚揚。這就是説，疾病不僅使勃列日涅夫身體變得虛弱，而且使他的思想和精神發生了重大變化。

    根據醫生和警衛人員回憶，勃列日涅夫病情加重後，語言發生障礙，有時説話吐字不清，思維能力衰退，喪失自製能力，性情變得暴躁易怒，行動緩慢，上下樓梯顯得比較困難。為了緩解病情而服用安眠藥，結果上了癮，有時纏著醫生要多給他幾片。他本來有吸煙的習慣，發病後醫生開始限制，後來乾脆禁止。有時他煙癮發作，忍受不住，便叫警衛人員在他周圍抽煙，使他能聞到煙味。甚至在會見外國客人時，他也叫身旁的翻譯點起煙，一邊吸一邊朝他的臉上噴煙。一個國家領導人公然在外國客人面前這樣做，説明他已無法控制自己，不顧什麼“政治影響”了。

    根據勃列日涅夫身邊人以及親屬的回憶，這位總書記曾主動提出要退下來，但是遭到政治局委員們的一致反對。勃列日涅夫的那些“戰友”挽留他，目的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但他們也確實拿不準勃列日涅夫是真心想退，還是放出試探的氣球。此後的事實也表明，勃列日涅夫説這話時，權力欲不僅沒有消減，而且想方設法要把更多的權力掌握在手裏。這也可由他的親信謝爾比茨基的回憶來證實。謝爾比茨基説，他跟隨勃列日涅夫到華沙參加波蘭統一工人黨代表大會時，曾對勃列日涅夫談到，年歲大了，精力不夠了，看來該是考慮安度晚年的時候了。勃列日涅夫聽後生氣地説：“你説什麼，沃洛佳（謝爾比茨基的名字弗拉基米爾的愛稱）？沒有想到你會説這話……”説著，眼淚都流出來了。自此之後，謝爾比茨基再也沒敢涉及這一話題。

    勃列日涅夫的晚年，身邊人不僅照例要給他準備長篇的講話稿，而且要為他接見各界人士和外賓準備“會話條”。當年的蘇聯社會出現不少關於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笑話。一個笑話説，1980年莫斯科舉行奧運會，勃列日涅夫拿著講話稿念道：“圈！圈！圈！圈！圈！”旁邊的人低聲對他説：“這不是‘圈’，而是奧運會的五環標誌。講話在下面！”

    葉利欽在他的自傳中，也寫到勃列日涅夫晚年的一個細節：

    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生活的最後期間，已經不明白他簽署的東西，也不知道自己該説些什麼話，權力都掌握在他周圍的人手裏。他甚至在我口授的這份文件上（關於建造地鐵的問題），也簽上了自己的名字，簽名時根本就沒考慮我所説的意思。

    勃列日涅夫晚年對於榮譽的渴求簡直達到了癡迷程度。

    幾乎擁有一切之後，他認為自己應該是“能文能武”的全才。於是，這位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寫作能力，甚至連與人談話都要讓人寫“會話條”的總書記，想象著自己是著名作家。他約請一批傳記作家和新聞記者給他寫回憶錄，先後在蘇聯作家協會主辦的《新世界》上發表。此後，三部回憶錄出了單行本並大量發行和廣為宣傳。蘇聯作家協會吸收勃列日涅夫為會員，發給他第一號新會員證——這位自己從來不寫東西的總書記竟然成了蘇聯“第一號作家”。1980年，因這三部回憶錄，勃列日涅夫被授予列寧獎金。

    博爾金在他的回憶錄裏談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個受勳細節：“在他生前的最後幾個月，當得知授予他的不是蘇聯英雄‘金星獎章’（他此前已經四次得到過這一榮譽）而僅是勳章時，他竟哭了起來。於是，有關人員只好臨時調整，宣讀一份似乎早已擬就的最高嘉獎令，再次授予他‘金星獎章’。”這件事又成為蘇聯人民的一段笑話，人們戲稱勃列日涅夫為“老小孩”。

    被稱為“所有總書記的助手”的阿根托夫在回憶錄裏説過這樣一番話：“有一天列昂尼德伊裏奇（勃列日涅夫）在一次非正式談話中陷入了沉思，他對我説：‘安德烈，你知道我在回顧所走過的道路時，還是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我擔任過的職位當中，最好的職位是黨的州委書記。可以做更多的事，同時自己既能直觀地看到實際情況，又能看到自己工作的結果。’”

    這倒是勃列日涅夫清醒時的“夫子自道”，而他的人生軌跡，驗證了盛行于西方的“彼德定律”：一個人總要走到自己“力所不及”的地方才能停下來。

    疾病使優點逐漸枯萎，接著是大部分消失，而固有的人性弱點在缺乏監督的“一元獨尊”環境中迅速發展起來——從生機勃勃到暮氣沉沉，勃列日涅夫走完了悲劇過程。

紅場不斷舉行國葬

    蘇聯共産黨執政的後期，政治體制進一步僵化。幹部終身制的實際確立使領導幹部老齡化，出現了不正常現象。據統計，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主席團委員）的平均年齡在斯大林去世時為55歲，赫魯曉夫下臺時為61歲，到勃列日涅夫時代的1980年，則超過了70歲。

    多恩伯格在《勃列日涅夫——克裏姆林宮的明爭暗鬥》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到1973年年底時，勃列日涅夫已在位九年，並慶祝了他的六十七歲誕辰。而蘇聯的政治家們，還把勃列日涅夫看作是小夥子呢……”

    多恩伯格的書寫成于1974年，此後勃列日涅夫實際又執政了8年。承前啟後的“過渡性人物”很容易製造出“空前絕後”的斷層。1982年11月15日送走了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接位；1984年2月9日，莫斯科紅場上再次響起哀樂，向剛剛上任一年多的安德羅波夫告別；1985年3月10日，又是僅僅一年多一點的時間，接任安德羅波夫的契爾年科又去世了，紅場上又一次響起哀樂。葬禮已成為傳統，儀仗隊也已經諳熟各種程序。蘇聯人民已經沒有了絲毫悲痛，倒是流傳著一個笑話：每一個政治局成員，都想在總書記任上去世。意思大概是可以享受現任國家領導人去世的規格，在紅場舉行國葬。

    紅場就這樣成了檢閱喪葬隊伍的地方。

    俄羅斯作家岡察洛夫寫過一部小説《奧勃洛莫夫》。著名評論家杜勃羅留波夫深刻地指出：岡察洛夫塑造出了沙皇帝國走向沒落時的一個典型形象。奧勃洛莫夫那種昏庸、貪婪、無所事事、暮氣沉沉，正是一個王朝走向衰亡的顯著標誌。

    勃列日涅夫，是不是又一個奧勃洛莫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