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時期改革停滯不前，從1971年起不準用“改革”一詞，只準用“完善”一詞，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

勃列日涅夫是蘇聯歷史上一位重要政治人物。自1991年底蘇聯發生劇變以來，我國學術界對勃列日涅夫時期與蘇聯興亡關係的研究，遠不如像研究斯大林、赫魯曉夫與戈爾巴喬夫時期那麼重視和深入。事實上，勃列日涅夫時期是蘇聯興亡史中的一個重要轉折期，應重視對其進行深入研究。

勃列日涅夫時期為何在蘇聯史研究中被忽略了？

    長期以來，勃列日涅夫時期給人們的表像是穩定，有的論者認為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改革是蘇聯歷史上最為穩妥的改革。但是，持這樣觀點的人沒有看到，這種穩定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相當一個時期裏是意味著停滯。勃列日涅夫提出“穩定”的口號，實際上是靜止不動。勃列日涅夫給人以穩定的表象，也由於他執政期間在蘇聯國內並沒有發生歷史性的重大事件有關，這個時期不像斯大林時期那樣，重大事件一個接一個。

    1991年底蘇聯劇變後，學界研究的重點自然放在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什麼亡了，要著力探索亡的深層原因，但勃列日涅夫時期給一些人卻是興盛的標誌，這主要指的是：從上世紀60年代下半期蘇聯經濟保持了較快的發展速度，到了70年代初蘇聯戰略核武器達到與美國持平的水平，蘇聯已成為一個能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所以，在有些人看來，勃列日涅夫執政年代是“蘇聯綜合國力最強大的鼎盛時期”，既然認為是“最強大的鼎盛時期”，那麼在研究蘇聯衰亡問題時就容易忽略這個時期。

勃列日涅夫上臺初期做了些什麼？

    赫魯曉夫下臺時，蘇聯社會經濟處於混亂狀態，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臺，不得不對其前任的一些重要政策進行調整與修改。首先決定重新恢復按地區生産特徵建立統一的黨組織與領導機關，取消赫魯曉夫時期以生産原則為基礎分別成立的工業黨組織與農業黨組織；其次是強調恢復集體領導原則，形成由他（蘇共總書記），波德戈爾納（最高蘇維埃主席）與柯西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三駕馬車；三是改變黨的作風與強調民主法制，批判唯意志論；四是取消地區管理原則，恢復部門管理原則；五是繼續進行赫魯曉夫後期醞釀的經濟改革試驗。

    經過一番政策調整後，1965年召開的蘇共中央九月全會通過決議，先後出臺了一系列改革經濟體制的文件，決定在蘇聯推行新經濟體制。實行這一體制的三項原則是：一是擴大企業自主權，以利於提高企業的主動性與積極性；二是管理經濟由行政方法與經濟方法相結合，逐步以經濟方法為主，加強經濟杠桿的作用；三是貫徹國家、企業與個人三者利益結合的原則。應該説，對於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在改革初期實行以上三項改革原則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

    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期間，蘇聯經濟情況較好，這一時期，勃列日涅夫對改革持積極態度，力圖通過改革扭轉經濟下滑趨勢。也是在這一時期，勃列日涅夫站穩了腳跟。

    但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保守、僵化與停止改革趨勢日益明顯，後來實際上取消了改革。其原因如下：

    其一，改革是在蘇聯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大背景下進行的。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宣佈，蘇聯已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所謂發達社會主義，其基本含義為：一是蘇聯已是一種新的社會，即社會主義到了成熟的階段；二是全部社會關係的改造處於即將完成的階段；三是已具備了向共産主義過渡的條件。在這樣大背景下得出的結論是，蘇聯所需要的是發達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不需要進行大的改革，更不用説根本性改革。

    其二，改革一開始就是強調在不影響集中統一計劃原則下進行的。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召開的蘇共二十六大上強調説：“黨一向把計劃看成法律。這不僅僅是因為計劃是由最高蘇維埃批准的。計劃之所以就是法律，是因為只有遵循計劃才能保證國民經濟協調工作。”

    其三，改革引起權力之爭與利益調整，從而使不少改革措施難以實施。從蘇聯最高領導層來説，害怕進行根本性改革，害怕失去對全國經濟、財政大權的控制。從各級管理機關與企業關係來看，自改革開始後，圍繞權力與利益的鬥爭從未停止過。

    其四，行政官僚機構對改革的阻礙作用。在高度集權的體制下，行政官僚機構一直處於特權地位，這些機構的人員總是以有權“不予批准”而自傲。到勃列日涅夫時期，這些官僚機構不僅龐大，而且根深蒂固，盤根錯節，成為改革的重要阻力。

    其五，來自“左”的教條主義的理論障礙。從經濟理論來講，勃列日涅夫時期主要是兩大教條：一是長期否定商品經濟，對“市場社會主義”的批判是最起勁的；二是所有制理論。這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是不允許觸及的。並且，這個時期一直認為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最高形式，並把這個理論説成是馬克思主義理論。1954年出版的由斯大林審定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説：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生産關係“最成熟、最徹底的”形式。顯然，任何對這種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必然意味著是一種倒退，當然是不允許改革的。

    其六，政治體制倒退，制約了經濟改革。這表現在：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後期，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進一步發展；個人集權加強，獨斷專行現象嚴重；個人崇拜盛行。勃列日涅夫時期又恢復了赫魯曉夫時期廢除的幹部終身制，出現了嚴重的幹部老化現象。到上世紀70年代上半期，蘇聯國內因循守舊、求穩抑變的思想佔支配地位，在勃列日涅夫周圍有一大批保守分子，從而使其對傳統體制只是修修補補，缺乏改革的堅決性，從1971年起不準用改革一詞，只準用完善一詞了。

改革停滯不前産生了怎樣的後果？

    從經濟上來講，突出表現在經濟增長率明顯遞減與停滯。到勃列日涅夫去世的1982年，經濟增長率已下降為3.3%；粗放經濟增長方式與低效經濟未能轉變；經濟結構更加畸形，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上來講：人民群眾對黨對領導不信任，官僚主義、行政機關專權史無前例地氾濫，社會道德墮落，酗酒、暴力犯罪與離婚家庭大幅度上升，吸毒增加，文化藝術下流低俗，貪污、盜竊、行賄日益增加。在社會科學方面，有創新的思想與理論被排除出這一領域，理論工作者的任務是對最高領導人的講話、報告與黨的決議進行詮譯、注解。赫魯曉夫反了斯大林個人崇拜，而勃列日涅夫又在搞斯大林化，這種倒退促進了“持不同政見運動”的發展。特權階層擴大化與穩定化，據有關資料，特權階層有50萬—70萬人，連同家屬則約為300萬人。這個特權階層為維護其既得利益，竭力抵制各種實質性的改革，維護現行體制，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

怎樣看待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歷史定位？

    把勃列日涅夫執政的時期概括為停滯時期，這是後人的一個總體評價。曾擔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在蘇共中央六月全會（1987年）的報告中説：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改革，實際上是“惰性和停滯不前的力量當時佔了上風，一切都回到了舊的軌道。”把勃列日涅夫執政年代視為停滯時期這一總體評價在蘇聯和俄羅斯的政界和學術界較為一致。如政論家阿爾巴托夫指出：“如果用很高的政治和經濟標準來評價，那麼我們可以認為從赫魯曉夫下臺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整個年代是停滯時期。在這些年內，我國沒有出現過沿著使我們的社會得到總的改善的道路前進的任何不可忘卻的歷史性里程碑。”當然，勃列日涅夫執政18年中有著錯綜複雜的情況，在各個階段也有所區別，但從總的發展趨勢看，在這個時期，蘇聯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制度並沒有朝著進步與完善方向邁出大的步子，總體上仍然是斯大林時期形成的那一套模式。

    應該指出，近年來我國學術界對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研究有了很大進展，如有的論者明確指出：“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蘇聯走向衰亡的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時期。”“它為以後蘇聯的解體準備了條件。”就是説，勃列日涅夫時期是以停滯和聚集危機因素並走近衰亡為主要特徵的。這就抓住了這一時期的本質，從而也就找到了它在蘇聯歷史上的確切定位。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研究中心研究員）

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國內學術界關於勃列日涅夫執政年代研究方面出現了一些有見地的論文和專著。如陸南泉的《蘇聯走向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時期》（《東歐中亞研究》2001年第6期）、郭春生的《勃列日涅夫18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等，指明了勃列日涅夫主政時期由於停滯而對後來蘇聯的發展起了消極作用。

主題鏈結：勃列日涅夫説：“我就是沙皇”

在蘇聯歷史上，勃列日涅夫是繼列寧、斯大林、赫魯曉夫之後的第四任黨政首腦。勃氏統治時期，是屬於停滯和走向滅亡的時期，這個時期蘇聯模式的積弊更為加深，斯大林遺留下來的政治、經濟、文化過度集權的體制更加嚴重，使得蘇聯在經濟上陷入困境，政治上僵化、保守，個人崇拜和官僚主義現象嚴重，社會危機四伏，這就為蘇聯解體和蘇共滅亡鋪平了道路。如果對勃列日涅夫在蘇聯74年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給予定性，那麼用簡單的文字來概括，他是蘇聯的第三代新沙皇。勃氏成為蘇共第一書記後，繼承併發展了斯大林開創的個人集權制、領導職務終身制和指定接班人這“三制”，對內壓制，對外擴張。他上臺後曾自我得意地對身邊人説過：“我就是沙皇”。

（輯自高放的《三代新沙皇》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