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雖然反對等級制與理性精神，但卻難以拒絕現官僚制的存在。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中提出了共産主義社會的理想狀態“每個人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自由人聯合體”，為了達到這種狀態，必須把全社會組織起來，運用國家的形式把土地、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産、銀行、全部運輸業等集中在國家手裏，把農業組織起來，按照國家總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産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過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産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手裏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了政治性質。”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消滅社會差別（包括階級差別）最好的辦法是把生産組織起來，把社會組織起來，並統一管理。

    蘇聯正是按照這種模式來建設社會主義的，但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尤其是在斯大林時期在社會的組織化程度上比馬克思走得更遠。列寧時期，在實行“戰時共産主義”把小生産者組織起來的過程中發現了管理者中的官僚主義以及剝奪小生産者的現象，後來又採用了“新經濟政策”，即允許小生産者的存在，並沒有一概用國家手段把他們組織起來。但列寧始終認為“小生産者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産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産階級”。斯大林認為，小生産者不可避免地産生“資産階級法權”，因此社會主義要消滅“資産階級法權”，就必須通過組織起來的方式消滅“小生産者”，建立國有企業與國有農莊。斯大林模式試圖利用官僚制反對等級制。所以，有西方學者指出：“共産主義制度中的官僚制無所不在，是這種制度對正式的組織和權威的極端依賴性的一種表現。”“在一個共産主義制度中，控制龐大的政府官僚機器的方式就是淩駕其上，看管它，灌輸它、激勵它，用各種方式控制它。但是，黨本身就是一個官僚制，而且是一個比政府更加訓練有素的官僚制。的確，共産主義制度使這兩種官僚制都走向了極端，其程度遠遠超過了市場取向的制度內的官僚制。”（註釋：〔美〕查爾斯林德布洛姆著，王逸舟譯：《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第359─360頁。）

    在各國共産黨執政的歷史經驗中，官僚主義是一個難以克服的頑疾，甚至前蘇聯、東歐某些國家的共産黨在執政過程中因為官僚主義盛行而失去了政權，這個教訓十分深刻。以羅馬共和蘇共為例，官僚主義或官僚陋習的盛行可以説是執政黨失去政權最根本的原因。

一、羅馬尼亞共産黨

    羅馬尼亞共産黨成立於1921年，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而産生。在法西斯獨裁統治時期，羅馬尼亞曾被捲入希特勒德國一方，那時羅共是號召人民起來反抗法西斯統治，退出反蘇戰爭的唯一政黨，獲得人民的高度支持。1944年，在人民的支持下，羅共推動和發起了武裝革命鬥爭，鬥爭的矛頭是當時的獨裁傀儡政府，1945年10月羅共開始執政。在羅共的領導下，工人階級同農民階級組成了緊密的聯盟，他們依靠廣泛的民族戰線、經過頑強鬥爭，終於粉碎了反動勢力，進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土地改革，廢除了君主制。羅共在革命時期和執政初期曾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

    但是羅共執政不久，就開始實行一黨制，不允許任何人組建任何黨派，黨內實行家族統治，黨和國家、政府之間權力邊界不清，實行以黨代政、以黨包攬國家和社會事務。在這樣的背景下，官僚主義開始氾濫併發生惡變。

    官僚主義總是與個人專斷緊密聯絡在一起的。在羅馬尼亞共産黨（1965年以前稱為羅馬尼亞工人黨）執政的時期，總書記齊奧塞斯庫大搞個人迷信，獨斷專行。在職務上，他包攬了黨的總書記、共和國總統、國務委員會主席、武裝部隊總司令、國民衛隊總司令、社會主義民族團結陣線主席等全黨全國最高機構的全部最高職務。在個人崇拜上，他接受了吹鼓手為他編織的各種桂冠，諸如“傑出的民族英雄”、“羅馬尼亞當代歷史的締造者”、“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命運的天才舵手”、“國際共運和工運的楷模”、“當代世界最卓越的人物”，等等。他的生日成為全國各地歌功頌德的朝聖日，各地祝壽活動往往持續一個月之久，有組織的祝壽賀電、賀信、詩歌、文章等每年都匯集厚厚一本專輯。1988年，齊氏70歲生日的時候，首都的鮮花全部被買去裝點祝壽大廳，他儼然與羅共齊名，在各種大型集會上，喊得最響的口號是“齊奧塞斯庫──羅共”。他每次講話，聽眾都要在拉拉隊的帶領下數十次起立、鼓掌、歡呼。（註釋：李建中、黃福壽：《政黨衰敗》，學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3頁。）在黨內民主上，齊氏聽不得不同意見，大搞一言堂，甚至連一平方米土地種多少玉米，也是他説了算。如有反對意見，立即遭到打擊報復或被迫辭職。羅共老黨員，前政府總理毛雷爾因不同意齊氏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冒進政策而被迫辭職。1979年，在羅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一位黨內元老即席發言，批評齊氏的作風不民主，立即被逐出會場，後被遣送外地軟禁。每當工作中出現問題或失誤，他總是把責任推給各級幹部，動輒訓斥、撤職。為維護自己的統治，齊氏還把國家專政機關用來對付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齊氏還把用來接待外國元首的國賓館春天宮變為自己的家宅，把供群眾參觀的幾座戰前的王宮變成自己的私有財産，在上下班的路段每天都要幾次戒嚴，不許其他車輛行使。

    不僅如此，齊氏還大搞家族統治和裙帶主義。例如，其兒媳擔任中央委員、共青團中央書記、全國少先隊組織主席、全國婦聯副主席；妹夫擔任中央委員、中央主管農業的書記（他原是齊氏家鄉的農民，曾長期在該鄉擔任農業生産合作社社長，後被提拔到中央當書記）；兩個弟弟分別擔任國防部副部長兼總政治部主任和國家計委副主任。每當召開重大會議時，主席臺上總是顯赫地坐著眾多的齊氏家族成員。

    齊氏思想僵化體制改革。20世紀80年代，當廣大幹部群眾都希望羅馬尼亞改革，走出經濟困境的時候，齊氏卻認為羅馬尼亞政治與經濟體制“已經完善”，不存在改革的必要，他多次宣佈，即使讓歷史退回二十年，他仍要堅持走今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