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黨政體制從1917年11月布爾什維克成為執政黨到1990年3月蘇聯産生第一位總統前，可以説是一個一貫的體制——“黨掌握政權，黨管理國家”的體制，“蘇維埃的‘上層’和黨的‘上層’融成一體”的體制，黨領導政、政服從黨、執政黨地位高於國家政權地位的體制。

    根據《蘇聯共産黨章程》，蘇共“是社會政治組織的最高形式，是蘇維埃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蘇聯共産黨章程》還規定：“在蘇維埃，工會、合作社和勞動者的其他群眾性組織召開的代表大會、代表會議以及這些組織由選舉産生的機關中，凡是有黨員三人以上的，應當成立黨組。這些黨組的任務是在非黨群眾中全面地加強黨的影響和貫徹黨的政策。”“黨組服從相當的黨的機關：蘇聯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加盟共和國共産黨中央、黨的邊疆區委會、州委會、專區委會、市委會、區委會。在一切問題上，黨組必須嚴格地和始終不渝地遵循黨的領導機關的決議。”在蘇聯軍隊中也設立黨組織，保證在武裝部隊中貫徹黨的政策。這樣，蘇聯共産黨實際上分成了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黨的自身獨立的系統，另一部分是深入到國家政權、軍隊、工會、共青團、工廠和合作社等生産單位、其他社會組織中的黨組織，即在各級國家政權、軍隊和各種組織中建立黨組。這些組織機構中的黨組，必須服從該組織機構外的相應層級的黨組織，貫徹執行黨的決議。

    根據《蘇聯憲法》，蘇聯的國家政權機關是：（1）蘇聯最高蘇維埃最高權力機關；（2）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3）蘇聯最高蘇維埃常設委員會機關；（4）蘇聯部長會議，下設政府各部；（5）蘇聯最高法院；（6）蘇聯最高檢察院。

    列寧曾提出過黨政分開的觀點。1919年3月俄共〔布〕召開第八次代表大會期間，他提出：“無論如何不應當把黨組織的職能和國家機關即蘇維埃的職能混淆起來。這種混淆會帶來極危險的後果……黨應當通過蘇維埃機關在蘇維埃憲法的範圍內來貫徹自己的決定。黨努力領導蘇維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蘇維埃。”

    1922年俄共〔布〕召開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前，列寧在寫給莫洛托夫並轉中央的信中又進一步提出：“必須十分明確地劃分黨（及其中央）與蘇維埃政權的職責；提高蘇維埃工作人員和蘇維埃機關的責任心和獨立負責精神，黨的任務則是對所有國家機關的工作進行總的領導，不是像目前那樣進行過分頻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瑣碎的干預”。

    但是，列寧沒有來得及把這些想法付諸實踐就去世了。

    蘇聯後來長期實行的黨政領導體制是在斯大林時期定型的。1921年蘇共十七大後增加了九個部，大部分與政府機構職能重疊。1922年4月，斯大林擔任黨中央總書記，蘇德戰爭爆發後又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部長會議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和蘇聯武裝力量最高統帥，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直至去世。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曾經在《創造一個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一書中指出：“沒有來自下面的巨大壓力，我們無法期望許多今天名義上的領導人會向他們的制度挑戰，不管這個制度多麼不合時宜。因為這個制度給了他們威望、金錢和權力的幻覺。有些不同尋常和富有遠見的政治家和官員一開始就支持政治轉型的鬥爭。但大部分人只有當來自外部的要求不可抗拒，或者危機四伏，已發展到暴力的邊緣，從而他們覺得別無選擇時，才會採取行動。”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斯大林的後繼者們雖然都看到了斯大林體制的弊端，但他們畢竟又是這種體制的受益者，並希冀繼續從中受益，因此就使得這種體制長期慣性運作，歷史的積弊也依然故我。

    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時期，還在不少方面作了強化：（1）在蘇共二十三大上，將中央主席團更名為中央政治局，把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改為中央總書記，從而恢復了斯大林時期政治局和總書記的那種至高無上的稱謂。（2）接受赫魯曉夫被免職的教訓，第一次在黨章中規定“中央委員會選舉蘇共中央總書記”。這就意味著只有中央全會才有權罷免他，像赫魯曉夫那樣被中央書記處和主席團罷免的狀況就不會再出現了。（3）恢復了從前被斯大林強化、後被赫魯曉夫取消了的內務辦公室（總書記的秘書處）的作用。勃列日涅夫還把自己的辦公室成員安排進黨的高級機關，辦公室主任是蘇共中央書記、政治局委員契爾年科，辦公室的其他成員除一人外全部都是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或者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這就遠遠超過了斯大林時期（斯大林的辦公室主任波斯克列貝舍夫僅為中央委員）。

    黨的許多領導人貪戀權位，長期佔據大位不放，中央領導層嚴重老化，出現老人政治、病夫治國的局面，也以勃列日涅夫時期為盛。勃列日涅夫主政後召開的蘇共二十三大，中央委員連選連任的為80%；到1976年的蘇共二十五大，連選連任則接近90%。1981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六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都是二十五大時的原班人馬。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任時，蘇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平均年齡分別為61歲和54歲，到1981年二十六大時，政治局成員平均年齡上升為70歲，書記處上升為68歲。

    上行下效。各加盟共和國和州一級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變動也很少。1976年至1981年兩屆加盟共和國的代表大會期間，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除去世和正常的工作調動外，沒有一個被撤換。1978年至1981年兩屆州黨代表大會期間，156名州委第一書記中只換了5人。1974年至1981年，在80多名政府部長中也只換了14人。

    《蘇聯政權史》這部書對這一時期的蘇共政治生態作了如下描述：“國家政治領導人老態龍鐘。跟隨勃列日涅夫多年的安帕基裏連科變得萎靡不振，他的大腦開始萎縮。勃列日涅夫身邊的戰友索洛緬採夫、吉洪諾夫、葛羅米柯、契爾年科、庫茲涅佐夫等人，在年齡上與他不相上下。蘇聯國內的政治時鐘停止了走動。而讓時鐘走起來的標誌是，這些老人們步履蹣跚的身影幾乎每天晚上都出現在電視屏幕上。他們的胸前挂滿了金星，或者互相祝賀又一個紀念日的到來，或者給別人授予獎章，或者自己接受獎章，或者口齒不清地照著稿子發表簡短的講話。”

    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梅德韋傑夫也評述説：“1978—1982年這一時期形成的蘇聯領導核心已無力克服客觀形勢的不利影響。而且問題也不僅僅在於因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基裏連科，部分地還有柯西金年事已高，重病纏身，每天只能工作幾小時，滿腦子只考慮自己的健康問題。讓我們回憶一下：列寧在1922—1923年間也患重病，醫生常常只允許他一天工作10~15分鐘。但是他在這段時間裏説的、寫的和口授的東西幾乎是他留下的遺産中最重要、最成熟的部分。1949—1953年間，斯大林也患重病，但這絲毫也未削弱他專制統治的威力。至於勃列日涅夫，在生病的時候，他實際上已完全放棄了對國家的領導，把事情都交給一大群追隨者或助手去辦。”

    鋻於這種情況，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羅波夫主政後不得不開會研究減少中央領導層的工作時間問題。

    在1983年5月31日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契爾年科提醒説：“同志們，我們曾經就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的工作制度問題作出了兩項決定。規定要大幅度地降低每個政治局委員的工作負擔，將工作時間限定在9時至17時，給年齡超過65歲的老同志提供更長的假期，每星期可以在家辦公一天。應當説，我們作出的這兩項決定沒有得到遵守。因此，我建議，明確這兩項決定，並將兩者合在一起，要認真地遵守執行。”

    契爾年科的發言得到了安德羅波夫的支持。安德羅波夫説：“政治局的這兩項決定是根據列伊勃列日涅夫的提議作出的。他對黨的領導幹部的身體特別關心。我們應當繼續推行這一路線。要知道，可以從各個角度看待政治局的年齡構成。這裡是我黨政治經驗的集中地，因此，不假思考地匆忙地更換人員並不總是有利於事業。對這一問題需要持謹慎、認真和深思熟慮的態度。”

    長期以來，由於這樣一種政治思維，所以蘇共領導人實行的是一種事實上的領導職務終身制。除列寧因積勞成疾英年早逝外，從斯大林開始，有四任黨的最高領導人老死在總書記或第一書記崗位上，年齡分別為：斯大林74歲，勃列日涅夫76歲，安德羅波夫70歲，契爾年科74歲。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勃列日涅夫主政的18年間，美國換了五任總統，英國換了六任首相。

    此時，有關蘇共領導層老人政治、“病夫”治國的政治笑話也廣為流傳。國家檔案館館長皮霍亞在他的《蘇聯政權史》一書中披露：“全國到處流傳著一個惡意的笑話，蘇聯發明了一個新的體育項目：靈車追逐賽。”“不到三年時間，一個接著一個地相繼去世了三位總書記，三位國家領袖，幾位最顯要的政治局委員。1980年底柯西金逝世。1982年1月蘇斯洛夫去世，11月則是勃列日涅夫。1983年5月佩爾謝去世。1984年2月安德羅波夫去世，12月烏斯季諾夫去世。1985年3月契爾年科去世。這一切頗具象徵意義。那個體制本身也瀕臨死亡，它那凝滯的老人血液已經不再具有生命活力。”

    體制的僵化，政治的老化，又在黨和人民之間築起了一道深深的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