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人大五次會議上，在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改革”這個詞貫穿始終，據有心人統計，一共出現過70次。人們還注意到，5年來，“政府改革”這一關鍵詞第一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溫總理在任期最後一次的中外記者會上説：“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而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日前更直言：“目前中國的改革已進入攻堅期”。

　　改革從“摸著石頭過河”到“進入攻堅期”，中國當下的經濟社會發展有了怎樣的變化？步入攻堅克難時期的中國改革在向縱深推進之時，如何力爭有所新突破？中國改革最重要的突破口是什麼？日前帶著讀者的這些疑問，《思想者》專程採訪了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吳忠民教授。

　　“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合理選擇

　　《思想者》：您認為，改革從“摸著石頭過河”到“進入攻堅期”，中國當下的經濟社會發展有了怎樣的變化？步入攻堅克難時期的中國改革在向縱深推進時，如何能有新突破？

　　吳忠民：我認為，隨著現代化和市場經濟進程的推進，中國的改革發生了一些明顯的變化，社會矛盾倒逼型改革實際上已經來臨。

　　《思想者》：您説的社會矛盾倒逼型改革已經來臨，這意味著“摸著石頭過河”階段的結束嗎？您如何評價“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階段？

　　吳忠民：從改革總的進程來看，中國選擇的是漸進型改革模式。其主要特徵在於：改革進程由政府主導和推動，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來進行；循序漸進，溫和推進，在新舊體制並存的情形下，不斷擴大新因素的增量，逐漸以新代舊。而“摸著石頭過河”則是其中的一種。

　　我認為，“摸著石頭過河”型改革，是中國在改革初期的一種合理選擇。

　　第一，改革初期的彈性空間相對較大。由於沒有經驗，“摸著石頭過河”型改革實際上是一種邊幹邊總結的做法；是一種通過不斷“試錯”以求“少錯”的做法。

　　第二，改革初期具有相對主動性。當時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已經十分清晰，只要是想改革，除了少數當時看來是“禁區”的領域，可以在諸多的領域、諸多事情不同的方面進行相對主動的選擇。

　　第三，改革初期的阻力相對較小。“摸著石頭過河”型改革是典型的增益型改革。在改革初期，參與改革者幾乎全部都是受益者。因而容易得到改革參與者的積極認同，並形成良好的社會示範效應，於是，改革的阻力相對較小。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已經證明，在改革初期，“摸著石頭過河”型改革是一種成功的改革模式。這一模式最大的益處之一，就是穩健和安全。而穩健和安全對中國來説，是至關重要的。作為一個共同體，中國的體量巨大，一旦出現“翻船”的情形，其後果不堪設想。正是由於中國採取了“摸著石頭過河”型的改革模式，所以中國得到了平穩和長足的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

　　社會矛盾倒逼型改革應運而生

　　《思想者》：既然“摸著石頭過河”安全穩妥，為什麼您又認為，社會矛盾倒逼型改革實際上已經來臨？

　　吳忠民：我們還需要看到的是，“摸著石頭過河”型改革畢竟是一個階段性的改革模式，改革如果一直停留于“摸著石頭過河”做法的話，其自身所含有的一些不足之處便會逐漸顯現出來，並對中國的發展造成日益明顯的負面影響。

　　《思想者》：具體而言呢？

　　吳忠民：歷史地看，“摸著石頭過河”型改革模式的不足主要有三個：一是缺乏前瞻性，頂層設計不夠；二是缺乏系統性，改革政策的整體化配套不夠；三是由於採取先易後難的策略，因而一旦遇到難題，常常會將難題往後推延。顯然，在新的愈益複雜的時代條件下，這些缺陷的存在，使得“摸著石頭過河”型的改革模式不僅難以有效應對已有的社會矛盾問題，而且還容易積累大量新問題、新矛盾。

　　中國現在已進入新的發展時期。這個時期最為主要的時代特徵就是：一方面，中國正處在重要的甚至可以説是百年不遇的發展機遇期；另一方面，中國的社會矛盾問題日益凸顯。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可能更複雜、更突出。”客觀上看，中國目前所面臨的社會矛盾問題是自新中國成立60多年以來空前多的一個時期。這一點，大多數人都會有共同的感受。

　　《思想者》：您認為，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矛盾問題影響到整個全局的主要表現是什麼？

　　吳忠民：其一，社會矛盾問題的連帶性很強。在現階段，社會矛盾問題之間往往是相互影響，相互加重，從而使得社會矛盾問題從總體上看更加複雜化；而且，在某個特定的條件下，某個原本屬於個案化的社會矛盾問題有時會演變為整體化的社會矛盾問題。

　　其二，社會矛盾問題的勢能越來越強，慣性越來越大，越來越會按照自我演化的邏輯加速度擴張。從社會矛盾問題演化的可能空間來看，現在只能説是開始不久，遠沒有到達峰值。比如，從影響面較大的角度看，官民矛盾、勞資矛盾、貧富矛盾、由徵地拆遷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問題、由流動人口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問題以及由對以往歷史遺留問題的“倒找”行為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問題等等，皆有上升擴張的可能性。其中，勞資糾紛的數量迅速上升。從1997年到2006年，全國勞動爭議受理的案件每年的增幅在20%以上。2008年，當期立案的勞動爭議案件比上年增長98%。

　　所以，面對如此複雜的情勢，“摸著石頭過河”型改革已經難以有效應對，社會矛盾倒逼型改革實際上已經來臨。

　　社會矛盾倒逼型改革的過渡性

　　《思想者》：您説的社會矛盾倒逼型改革，是指近年來，許多改革就是在社會矛盾倒逼的情形下得以推動進行的嗎？

　　吳忠民：為了説明這一點，我們不妨先來觀察一些具體的事實：比如，勞資矛盾的凸顯引發政府及社會對勞動政策的關注，使勞動政策取得了明顯的進步；比如“體面勞動”的倡導、農民工拖欠工資問題的解決、工會功能的激活、最低工資標準的不斷提高、集體協議方式的倡導等等。比如，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引發政府重視收入分配政策；屢屢發生的礦難事件引發整個社會對安全政策的重視；郭美美炫富事件引發網民的不滿，進而推動中國慈善公益事業政策的反思和改善；動車事故事件引發政府對公共投資政策以及安全政策的反思和改善；網民對一些政府部門經費使用狀況的抨擊引發了政府“三公”經費逐漸公開；社會矛盾問題的日益凸顯使得政府開始高度重視社會管理等等。

　　《思想者》：社會矛盾倒逼型改革與“摸著石頭過河” 型改革相比，有哪些明顯不同的特徵？

　　吳忠民：第一，改革共識形成的難度較大。在中國現階段，隨著社會的劇烈轉型，社會整體利益結構要進行全方位調整，社會各個群體的經濟位置和社會位置要重新洗牌。在社會利益結構進行重大調整的改革過程中，此群體的利益增進，往往意味著彼群體的利益損失，反之亦然。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各群體之間現在已經形成了某種非互惠互利的局面，以往的那種參與改革者皆為贏家的情形已經不復存在。

　　第二，改革的阻力相對較大。不能否認的是，在改革進程中，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或者是佔據了明顯優勢社會經濟位置，成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雖然一些人所擁有的財富或優勢位置具有公正合理性，但同時還有一些人所擁有的財富或優勢位置則不具有公正合理性。比如，有些壟斷性行業通過控制上遊産品的來源，同時又壟斷下游産品的定價權而獲得了暴利。這一切，無疑增大了改革的阻力。

　　第三，改革的彈性空間相對較小。在中國現階段，由於社會矛盾問題所造成的廣泛壓力的存在，使得整個社會對於改革失誤的包容空間大幅度縮小。尤其是允許政策試錯的空間在縮小。政策一旦有誤，很快就會形成直接的現實負面影響，進而使得相關的社會群體産生不滿。

　　整體化推動型改革呼之欲出

　　《思想者》：能不能這樣説，正是因為在社會矛盾倒逼情形下的改革步履維艱，所以從中央高層到專家學者都在強調中國改革步入了攻堅克難的時期？那麼，步入攻堅期的中國改革在向縱深推進之時，怎樣才能力爭有新突破？

　　吳忠民：簡而言之，那就是：借助於社會矛盾的倒逼，要變被動為主動。即要以整體化推動型改革逐漸替代社會矛盾倒逼型改革。具體來説，要特別注重以下幾個方面的事情：

　　第一，要有明確的頂層設計。應當以社會公正為基本理念進行基本制度和政策的設計安排。真正的社會公正，不應只是對哪個特定群體有利，而是應當對所有群體都有利，即：不僅要使全體人民共享社會發展成果，而且要為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自由發展提供充分的空間。所以，基於社會公正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安排，能夠為社會各個群體所接受，因而具有可持續性。另一方面，需要制定一個週全、長遠的改革任務時間表。改革如果僅僅停留在頂層設計，那只能是空中樓閣。頂層設計需要落實而變為具體的改革任務。

　　第二，把握住改革的主動權。在改革過程中，至少要做到兩點。一是要具有時不我待的歷史責任感和敢於擔當的勇氣。改革的主動性既來自對現實狀況的清醒判斷，也來自責任和勇氣。改革是一場巨大的變革，是歷史潮流，是中國共産黨的歷史責任所在。開弓沒有回頭箭。正如溫總理指出的那樣，“改革只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都沒有出路。”二是要注重在宏觀層面上進行主動的改革。宏觀層面上的改革如果沒有實際行動的話，如果不在規範公權、理順利益格局、治理行業壟斷、推動民營企業發展、改善民生、藏富於民等大的事情上進行改革，而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拘泥于微觀層面的改革，那麼改革就不可能前行。

　　第三，注重連帶性的改革策略。改革既需要頂層設計，同時也需要智慧。應當看到，只要立意改革，並積極尋找方法進行改革，那麼方法比困難多。其中的一個重要方法是，以解決某個具體的社會矛盾問題為契機，推動相關領域的改革。如此，不僅可以相對有效地減緩改革阻力，而且可以有效地擴大改革成果，取得連帶性的、事半功倍的改革效應。

　　《思想者》：您認為，步入攻堅期的中國改革最重要的突破口是什麼？

　　吳忠民：我認為，努力改善基本民生狀況和建立完善的現代法律制度，是中國改革攻堅克難期的兩個最為有效的突破口。對民生基本狀況的改善，有助於使民眾對改革形成一種積極認同的態度，有助於社會的安全運行，進而有助於改革進程順利推進。而以建立完善的法治為契機，不僅有助於確立社會正常運行的基本秩序，使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良性互動有章可循，使改革和發展得以有序推進，同時可以有效維護公眾的基本權利，有效防止公權的擴張，有效解決既得利益群體問題，進而有效減小改革的阻力。因為在中國，只要下決心推進法治建設，維護並遵守法律，任何一個群體都不敢藐視和挑戰法律的權威性。

　　《思想者》：謝謝。